中国眼下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与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与日本的问题，中国如今最该提上议程的，是对国内间谍网络的依法清理。
 
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人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觉得间谍这事离普通人太远。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2024年2月，一个叫杨军的澳大利亚籍华人在北京被判了死缓。这个人还有个名字叫杨恒均，六十年代出生在湖北，复旦毕业，早年间确实在中国外交部门和地方政府干过。靠着这段经历，他能接触到不少内部信息。
 
九十年代末他开始跟境外机构勾搭，2002年入了澳大利亚籍，之后顶着作家、学者的头衔到处活动，还在美国智库当过研究员。
 
表面上看是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实际上呢？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利用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便利，把几十份机密文件卖给了台湾的军事情报部门。
 
其中大部分被鉴定为绝密级，剩下的也是机密级。他前前后后拿了二十多万美元外加两百多万港币的间谍经费。
 
这个人前前后后潜伏了将近三十年，要不是2019年入境时被拿下，还不知道要捅出多大的篓子。
 
杨军被抓之后，澳大利亚那边的反应相当激烈。时任总理公开说要全力奔走、要求放人，外长也出来质疑中国的办案流程。到了2024年宣判之后，现任总理说“感到愤怒”，外长说“令人震惊”，还召见了中国驻澳大使。
 
可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很干脆：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审理，充分保障了杨军的诉讼权利，也尊重并落实了澳方的领事权，还安排了澳方旁听宣判。
 
意思再清楚不过，司法主权这根线，谁也别想碰。
 
类似的事情这两年可不少。2023年苏州中院判了一个美国间谍，无期徒刑。这个人四十年代出生在香港，八十年代去了美国，后被美国间谍情报机关正式招募，入了美国籍。
 
美方为了包装他，给他虚构了英国留学、联合国任职、越南参战这些履历，还让他当上各种华侨社团的会长，打造“爱国慈善家”的人设。
 
三十多年里，贴靠刺探、监控窃密、钓鱼执法，什么脏活都干。2020年，七十多岁的他按照美方指令潜入中国，到处参加活动搜集情报。
 
一个潜伏了三十多年的美国“功勋间谍”，就这么栽了。
 
还有更让人心惊的。国家安全部门披露过一个案子，一个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单位改革末位淘汰被通知待岗，觉得领导在排挤他，出于怨恨就把自己掌握的核心机密当“投名状”卖给了境外情报机关。
 
他出卖的包括保密通信设备系统的设计思路、技术参数、秘密算法、源代码这些核心机密，数量极其庞大。最后的结果是死刑，把自己的命搭了进去。
 
还有一个原国家部委的工作人员，也因为间谍罪被判了死缓。一个接一个，触目惊心。
 
我个人觉得，这些案子摆在一起看，传递的信号再清楚不过了。杨军也好，那个美国间谍也好，还是那些内部人员也好，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自己曾经的身份和掌握的信息，把手伸向了国家安全这条红线。
 
杨军曾经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反过来就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卖给了台湾的间谍机关；那个美国间谍被招募之后，三十多年如一日地刺探中国的情报；那个科研人员为了报复单位，把军队的高级密码和核心机密拱手送人。
 
这些人拿国家利益当自己的筹码，拿机密情报换个人的好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缓、无期、死刑，一个都跑不掉。
 
有人可能觉得中国在反间谍这件事上动作太大、判得太重。可一个潜伏了将近三十年的间谍，一个向境外出售了几十份机密文件的人，一个把军队高级密码当投名状的人，不该被重判吗？司法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底线，这个底线不容任何人挑战。
 
不管你是什么国籍，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身份，只要在中国领土上触犯了法律、威胁了国家安全，就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澳大利亚总理再“愤慨”，外长再“震惊”，也改变不了杨军犯下间谍罪的事实。
 
而且，间谍网络的清理不是某个部门的事，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事。那些潜伏在暗处的间谍，可能就藏在你我身边，可能是某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学者，可能是某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甚至可能是曾经和你一起共过事的同事。
 
杨军当了三十年的“两面人”，那个美国间谍装了三十多年的“爱国者”，如果不是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出手，这些人还会继续祸害下去。
 
国家安全这根红线，谁碰谁完。那些还心存侥幸的人，那些还在替境外情报机关卖命的人，杨军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警告。
 
澳方与其在个案上反复折腾，不如摆正姿态，尊重中国的法律和主权。至于那些觉得中国人在反间谍这件事上“反应过度”的人，我只能说，等你家里进了贼，你不会嫌报警报得太快。
 
清理间谍网络，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必须立刻办、彻底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