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铁饭碗”和“档案”还神圣的年代。九十年代初，我从大中专毕业，揣着派遣证走进那家国营大厂，人事科的大姐头也没抬，在表格上盖了个红章：“国家干部，行政二十四级。”我捧着那张纸，感觉自己被镶进了某种庄严的序列。

厂里泾渭分明：干部们坐办公室喝茶看报，工人们在车床边汗流浃背；干部档案存人事局，工人的归劳动局。偶尔有工人班长被提拔成车间主任，档案里仍是“工人”，这叫“以工代干”。而像我这样档案里写着“干部”的，却被分到铸造车间跟炉子，师傅递给我一副帆布手套：“大学生，先烤烤火，把理论烤化了再说。”

日子在铁水和机油里流逝。九五年《劳动法》轰然落地，全厂开大会，厂长宣布所有人都要签劳动合同。人群里一阵骚动——干部和工人一样了？可填表时，表格左上角依旧有个小格子：“原身份”。我还是填了“干部”，隔壁老张填了“工人”，我们相视一笑，继续往合同上按手印。从此，工人也能竞聘科长，干部也可能下岗待业，可档案室那排铁皮柜子里，我们的身份像凝固的琥珀，再没变过。

2000年，我决定跳槽去外资企业。办调档那天，人才中心的小姑娘翻着我的材料，抬头认真地说：“给您保留国家干部身份。”我愣了一下，说行。她低头盖章时，一缕阳光照在“保留”二字上，我突然觉得那像个标本——属于某种已经消失的生态，但按照规则，得永远维护它的形态。

如今快退休了。前些天路过人事局旧址，已变成连锁酒店。我想起那个建议：九五年之前入职的“干部”，退休时能否按公务员标准算呢？比如我，档案里那个红章还在发光呢。同事笑我痴心妄想，我也笑。不过是这些年，总梦见自己穿着工装，在档案室里翻找自己的名字——标签还在，可货架已经撤了。那些曾经区分人的印记，到最后，只成了我们这代人自己才懂的玩笑和念想。罢了，档案里“干部”二字，就当是岁月给我的一个不肯醒来的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