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上，老周端着酒杯说：“咱们这批人，档案里都是干部，实际上呢？开滴滴的、跑外卖的、卖保险的、当保姆的都有。”大家笑了，笑着笑着就沉默了。

可不是吗？那年我们二十出头，从大中专院校毕业，揣着派遣证走进国营大厂。人事科的大姐在表格上盖个红章：“国家干部，行政二十四级。”我们以为这辈子都镶在这庄严的序列里了，喝茶看报也好，下车间拧螺丝也好，总归是“国家的人”。

后来《劳动法》来了，全员签合同，“干部”“工人”的界限模糊了。再后来国企改制，买断工龄，自谋职业。档案像被遗忘的老邻居，安静地躺在人才交流中心。偶尔有人去办事，工作人员翻着泛黄的纸张说：“您这身份还是干部呢。”大家都笑笑——干部，开网约车的干部，当保姆的干部。

老张是我们这批里混得最体面的，如今在南方一家私企做副总。去年他女儿填政审表，问父亲“身份”一栏怎么写。老张愣了半天，打电话问我。我说：“你就写‘自由职业者’吧。”他说：“可档案里我是干部啊。”我说：“档案归档案，现实归现实。”他沉默很久，最后说：“那我还是写‘群众’吧。”

我们这批人，像被时代轻轻放下的一本书，封面烫金“国家干部”，翻开全是柴米油盐。不是不努力，是书架撤了，标签再漂亮也无处安放。可悲的不是身份变了，是后来连我们自己都忘了，年轻时真的以为自己能建设国家——至今说起“干部”二字，喉咙里还微微发紧。那些年滚烫的青春，终究只暖热了一纸档案，然后连同我们的理想，一起锁进了人才市场的铁皮柜，落满灰尘，偶尔被人翻出来，感叹一句：“哟，还是个干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