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一出立刻引发全网热议，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让人寒心的真实案例。福建莆田有两名初中女生，骑车路过看到老人摔倒，想都没想就下车去扶，结果转头就被老人一口咬定是她们撞的，张口就要22万赔偿。

两个孩子当场吓懵，最后调了监控才证明两车根本没有接触，老人眼看讹不成，干脆直接撤诉。

官司是了结了，可两个孩子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一家人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个月，而讹人的老人连一句正式道歉都没有，更别说受到什么处罚。

类似的事远不止这一件。山东有位先生带儿子去医院看病，路上看到老人摔倒上前帮忙，结果被家属一口咬定是肇事者，张嘴就要3万块，还放话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事发路段刚好没监控，这位先生为了自证清白，连着十几天跑遍周边找线索、调监控，整个人精神恍惚，最后好不容易在一个偏僻角落的摄像头里找到了证据。

可真相大白之后，对方只是轻飘飘说了句对不起，转身就走，没有任何补偿，也没有任何惩罚。

更让人痛心的是广东吴伟青案，他好心扶起摔倒的老人，被对方索赔20万，哪怕警方鉴定车辆没有碰撞痕迹，对方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不堪重压选择了自尽，用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讹诈者却几乎没有付出任何实质代价。

为什么这种事屡禁不止？核心原因就一个：讹人的成本太低，行善的成本太高。

对讹人的人来说，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讹成了，几万几十万轻松到手；就算讹败了，大不了道个歉，既不用赔钱也不用担责，半点儿损失都没有。

可对好心施救的人来说，代价却重得离谱：轻则耗费十天半个月的时间精力跑手续、找证据，承受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重则背上巨额债务，甚至连名誉和性命都搭进去。

两边的代价这么不对等，换谁都会掂量掂量，这只手到底伸不伸。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恰恰就是冲着这个核心问题去的。很多人没注意到，她的建议有个非常关键的前提：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

这不是一刀切地说所有索赔都是讹诈，而是划清了一条明确的红线。

法律上本来就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你说是对方撞了你、害了你，就得拿出监控、证人、伤情鉴定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拿不出证据还硬要人家赔天价钱款，本身就站不住脚。

也有人担心，万一老人真的被撞了，只是刚好没监控、没证人，那岂不是冤枉了老人？

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证据就能随便把责任扣在好心人头上，那好人的冤屈又该找谁去算？

真正发生交通事故的老人，哪怕没有监控，也有现场痕迹、伤情成因可以鉴定，警方有完整的调查手段。

李教授要管的，是那种啥证据都没有，上来就狮子大开口，靠着“你说不清就该赔”的逻辑要挟别人的情况，这和正常的事故索赔完全是两码事。

从法律角度说，这种无证据索要高额赔偿的行为，本身就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用诬陷、纠缠的方式给对方施压，逼着人花钱消灾。

之前湖南就有过类似的判例，女大学生扶人反被讹，最后讹人的一方不仅被行政拘留14天，还要赔偿大学生6.8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这说明法律本来就有依据管这件事，只是很多时候出于“老人年纪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处罚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

而“不能判刑就高额罚款”这句话，更是补上了最关键的一块短板。很多讹人的老人年纪偏大，情节可能也没严重到要负刑事责任的程度，没法判刑。

但不能判刑不代表不用负责，高额罚款就是要让违法者付出实实在在的经济代价。

不是要和老人过不去，是要打碎那些“靠讹人发财”的算盘——以前讹人零成本，现在讹不成反而要赔进去一大笔，算下来得不偿失，自然就没人敢随便铤而走险。

说到底，这件事从来不是和老年群体对立，恰恰是在保护所有人，包括老人自己。

现在路人看到老人摔倒不敢扶，最终受害的是谁？是那些真的突发疾病、意外摔倒，急需别人搭把手的老人。没人敢上前，就可能错过最佳的救助时间，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只有把恶意讹诈的歪风压下去，让大家不用再担心做好事反被坑，才能放心地伸出援手，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才能第一时间得到救助。

道德从来不是只要求好人一味忍让，更要给好人撑腰，让恶意付出代价。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多人的共鸣，就是因为它说出了大众最朴素的期待：善意不该被消耗，好心不该寒心。

当法律站在善良这一边，给每一份举手之劳托底，我们走在街上，才能毫无顾虑地弯下腰、伸出手，让整个社会多一点温度，少一点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