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路上看见老人摔倒，伸手搭一把，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情世故。可现实里，不少好心人伸出援手之后，反倒摊上一身麻烦，平白无故被索要高额赔偿，这种事隔三差五就会被推到大众眼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针对这类现象，提出过一个很受网友讨论的观点。遇到好心人扶起老人，老人一方拿不出半点实质证据，还张口就要大笔赔偿的情况，可以参照敲诈勒索相关情形处理。达不到刑事判刑标准，也应当处以高额罚款，用实实在在的惩戒，压住无根无据的恶意索赔。

很多人看完这番话，第一反应就是说得解气。现实当中不少类似纠纷，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轻描淡写。监控完整还原真相，证明施救者完全没有责任，讹人的一方最多就是口头道个歉，不用付出经济代价，也很少受到行政处罚。

施救者这边就不一样了。为了洗清自己，要四处找监控、找目击证人，来回跑派出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还要承受旁人的猜忌，精神上饱受折磨。折腾一大圈，最后换来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所有损失只能自己扛下来。

这种局面，就造成了讹诈的成本极低。一旦讹诈成功，就能拿到一笔不菲的赔款；就算事情败露，也几乎没有损失。久而久之，不少路人心里就打鼓，看见老人摔倒，想上前帮忙，又怕惹祸上身，犹豫再三，最后选择绕道走开。好人的善意，被这种无成本的无理诉求给消磨掉了。

当然也要分清边界，不是只要老人受伤索赔，就直接认定成讹诈。法律讲究证据，老人或者家属手里，要是有监控、目击者、伤情痕迹这类材料，怀疑是路人碰撞导致摔倒，正常走维权途径，这属于合理主张，和恶意敲诈完全是两码事。

真正该约束的，是拿不出任何线索，不去核实事发经过，上来就咬定施救者闯祸，狮子大开口索要赔偿的行为。明明没有证据，却借着老人受伤这件事，给施救者施压，逼迫对方赔钱了事，这才是建议里想要约束的对象。

放到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敲诈勒索罪本身有明确的立案门槛，要满足金额、主观意图、胁迫行为多重条件，才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所有无理索赔都可以直接判刑。很多现实案例，情节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没法定罪量刑，这也是李玫瑾教授提出“判不了也要高额罚款”的现实背景，用行政处罚补上刑事够不上的处置缺口。

过往也有过处理到位的判例。有案子里家属无凭无据讹诈救助者，真相大白之后，当事人被行政拘留，同时还要赔付救助者的精神损失，给同类事件做了参考。但更多普通纠纷，还是习惯大事化小，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调解了事，惩戒力度跟不上，就很难起到警示作用。

民法典里的好人条款，已经明确，善意救助他人，救助者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给好心人划好了保护线。可保护好人，不能只做到宣判施救者无责就结束。只给好人洗白，不给恶意索赔的一方相应约束，就很难彻底打消普通人心里的顾虑。

大家害怕的从来不是帮扶老人这件事，而是好心帮忙之后，平白背上莫须有的责任，维权过程还劳心伤财。高额罚款的核心，不是为了重罚老人这个群体，而是针对存心无理讹钱的行为抬高犯错成本。让想靠撒泼索赔捞好处的人明白，随便乱开口要钱，是要付出代价的。

社会风气的维护，不能只靠普通人的道德自觉。善意值得被善待，恶意也不该轻易放过。只有把两边的权责都落到实处，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放下顾虑，敢在看见别人遇险的时候，大大方方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