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 钟睒睒的"税收公平"喊话：当"高技术"成为一块遮羞布】

2026年8月8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再次坐在央视财经《对话》的演播厅里，抛出一个让不少人坐不住的观点：

"你看哪一个国家，传统产业的税收会支持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本身就应该赚高技术企业的利差，这个是它的能力……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他接着点破那层窗户纸：传统农业制造商、实体经济企业承担着25%的所得税，而部分以"高技术企业"名义运营的电商平台、互联网平台，享受着15%的优惠税率。当这些平台用先进的算力和算法，不是去创造技术利差，而是向更弱的消费者、下层劳动人民和农民赚取差价时——"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这不是钟睒睒第一次开火。早在2024年11月江西赣州的交流会上，他就说过："要把'高技术企业'这几个字取消掉，企业才会往高技术走，否则就是伪技术企业"，并强调"税收应该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都是公平的"。时隔近两年，他的靶心没有变，但语气压得更实了——因为这两年间，平台经济对传统实体经济、对农业价格体系的挤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一、钟睒睒到底在反对什么

要理解这场争议的实质，必须先厘清一个基本概念：高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本来是什么。

按照国家税法，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而一般企业法定税率为25%。除此之外，还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未形成无形资产的按10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摊销）、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5%抵减、技术转让免税、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一系列政策红包。

这套政策设计的初衷毫无疑问是好的——用税收杠杆激励企业投入研发、攀登技术高峰。中国西部某重点高校的人才工作者说得好："非升即走"机制的设计本意并非简单的淘汰，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人才筛选与培养系统——税收优惠的逻辑同理：它应该是激励真创新的筛子，而不是保护特定身份的伞。

钟睒睒反对的，正是后者。

他的核心指控可以拆解为三层：

第一层：身份错配。部分平台企业虽然在法律形式上挂着"高技术企业"的牌子，但其主要利润来源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交易抽佣、广告竞价、入口控制和流量分发。当一家企业靠"中间商权力"赚钱，却享受"技术创新者"的税率时，税收公平的天平就倾斜了。

第二层：利差错配。真正的高技术企业，应该赚取的是"技术利差"——即凭借先进的算力、算法、研发成果，在市场上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这是它应得的能力溢价。但如果一家企业用的是技术外衣，赚的却是"信息差""流量税""农民的血汗钱"，那就不是技术利差，而是技术伪装下的租金。

第三层：对象错配。最让钟睒睒痛心的是，这种错配的代价，最终由最弱势的群体承担——"向更弱的消费者、更弱的下层劳动人民、比如说农民这样的地方去赚取他的差价"。他在广西横州茉莉花基地、云南景东茶厂的实地走访中发现，鲜花、茶叶的收购价被平台价格体系一路压低，"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这个价格，不卷质量，不卷高品质，因为不卷它的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

二、"技术利差"四个字，戳破了皇帝的新衣

钟睒睒提出的"技术利差"这个概念，看似朴素，实则锋利。

它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判别标准：一家企业享受的技术税收优惠，是否与其创造的技术价值相匹配？

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当下不少"伪高新"就会现形。2026年5月，新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完成十年来首次重大修订，政策导向已从"鼓励申报"转变为"宁缺毋滥"。金税四期实现跨部门数据联动后，"伪高新""假研发"的生存空间急剧收窄——2025年全年已有4943家高新技术企业被取消资格，截至2026年5月25日，年内又有约2900家企业被撤销资格，太极实业补税3.03亿元、云南铜业子公司补税5.12亿元等典型案例频繁见诸公告。

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相当一部分企业把"高技术"当作税收套利工具——买专利、凑研发人员、做账面文章，目的不是创新，而是把25%的税负降到15%。

更值得警惕的是平台型企业。大型平台当然投入了研发，也创造了支付、云计算、物流、人工智能等基础能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平台超额利润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市场支配地位带来的定价权、来自对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抽佣、来自用算法把流量导向价低者而非质优者。这部分利润，与技术本身的关系，远没有财报上写的那么紧密。

钟睒睒的喊话，本质上是要求把这些利润拆开来看：真正的研发活动、普通平台服务、市场支配力带来的超额收益，三者必须区分。让税收优惠流向创新，而不是流向一种公司标签。

三、平台不是不能赚钱，但不能只拿收益不担责任

公允地说，钟睒睒的批评虽然犀利，但并非全盘否定平台价值。

他在节目中也承认，平台"成就了农民，把农产品拿上来，去销往除了自己家乡之外更大的一个空间"。互联网平台确实在缩短流通环节、扩大农产品销售半径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问题的关键是：平台拿走的，和它创造的，是否匹配？

2025年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提出要"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这是一个清晰的监管信号：数字化不应成为责任真空，技术外衣不应成为税收洼地。

欧洲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参照——平台不是不能赚钱，而是不能只拿走市场组织者的收益，却拒绝市场组织者的责任。税收中性原则的真谛，不是向平台加码，而是避免相同商业活动仅因披上不同技术外衣，就长期承担悬殊的制度成本。

这正是钟睒睒"税收公平"呼吁的政策内涵：让税收回归中性的分配功能，让技术优惠回归技术的激励功能。

四、一个传统实体企业家的"不合时宜"与先知先觉

有人会说，钟睒睒作为传统实体经济、农业产业链和品牌制造业的代表，他的批评难免带有立场局限——他当然有。

但恰恰是这种"不合时宜"，让他看到了被平台光环遮蔽的真相。

过去十几年，互联网平台在经济话语体系中几乎享有"道德豁免权"——它们是"新经济"的化身，是"数字化转型"的旗手，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任何对平台的批评，都容易被贴上"保守""既得利益""不懂互联网"的标签。

然而，当价格体系被平台一路压低，当"劣币驱逐良币"成为产业导向，当农民守着茉莉花却赚不到匹配的劳动回报，当城市街头的感性消费被手机屏幕吞噬——我们不得不承认，钟睒睒看到的，是一个被技术叙事掩盖的分配失衡。

他在《对话》中说："我说定性的就是中间商，而且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 这句话的法律意义在于：如果平台定性为中间商，那就应该接受中间商的规制——透明的费率、恒定的规则、明确的税收责任。而不是一边享受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一边行使着远超传统中间商的定价权。

五、真正的出路：让"高技术"三个字重新有价值

钟睒睒呼吁"把'高技术企业'这几个字取消掉"，这句话表面激进，内核却极清醒——他反对的不是税收优惠制度，而是"高技术"这个标签的贬值。

要让这块金字招牌重新发光，至少需要三件事：

第一，把好入口关。2026年高企认定新规的"提质+严查"导向是正确的——Ⅰ类知识产权权重提升、研发费用"三账合一"、科技人员真实可核、成果转化全过程审视。只有让"伪高新"无处遁形，真高新才能获得政策的全力支持。

第二，管好出口关。金税四期的跨部门数据联动、2026年实施研发加计扣除"三年滚动抽查"制度，必须常态化、刚性化。一旦资格被撤，不仅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更要纳入信用惩戒。让套利者付出真代价。

第三，分好利润关。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识别机制，把平台利润中的"技术创造部分"与"市场支配部分"区分开来。对于前者，该享受的优惠一分不少；对于后者，该承担的税收一毛不让。这需要税务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协同，对平台企业的收入结构进行实质性审查，而不是只看它挂什么牌子。

更深一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税收优惠的哲学：优惠不是对某些企业的奖赏，而是对国家所需创新行为的投资。当一家企业用技术创造了真实的社会价值，它理应获得税收回馈；当一家企业只是用技术伪装去榨取租金，它就应当退出优惠名单，按25%的法定税率正常纳税。

六、结语：税收公平，是实体经济最后的尊严

钟睒睒的喊话，表面上是在谈税率，实质上是在谈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究竟要奖励谁？

是奖励那些扎根乡村、把茉莉花价格撑起来、让5000户茶农的茶叶变成存折数字的实体企业？还是奖励那些用算法把价格一路压低、让"劣币驱逐良币"成为产业导向的平台？

是奖励那些十年磨一剑、真正攻克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企业"？还是奖励那些买专利、凑人员、把"高技术"三个字当作税收套利工具的"伪高新"？

税收公平原则，不是一个技术性条款，而是一个国家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当传统农业制造商以25%的税率在田间地头支撑着乡村振兴，而部分平台企业以15%的税率在云端抽取数字租金时，这种不公平不仅侵蚀着税收正义，更在悄悄扭曲整个经济的竞争格局。

钟睒睒说："高技术企业本身就应该赚高技术企业的利差，这个是它的能力。" 这句话值得被刻在中国税制改革的墙上。

让技术回归技术，让利差回归能力，让税收回归公平——这不仅是为了农夫山泉，更是为了每一个还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认真做事的中国企业。因为只有当你真正奖励了创造价值的人，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前沿，才能向前推进一步。

否则，越扶持，越烂下去——这不只是钟睒睒的担忧，更是这个时代必须回答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