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能冲上热搜，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大家不想做好事”，而是“做好事太容易倒霉”。你看看这两年发生的事，一件接一件往外冒。

就在2025年，湖南常德的尹先生带着儿子去医院看病，路上看见一个推自行车的老人摔倒了，他本能地冲上去把人扶起来。

结果呢？老人家属反手就报警，指控他肇事逃逸，张嘴就要3万块钱赔偿。尹先生为了自证清白，像侦探一样满大街找监控，找了整整十几天，精神恍惚、夜不能寐。好不容易在一个隐蔽角落找到了监控视频，清清楚楚显示老人是自己摔倒的，跟尹先生半毛钱关系没有。真相大白之后，对方家属就丢下一句“对不起”，转身就走了。

你看，一个好心人，搭进去十几天时间、承受巨大精神压力，最后换来的就是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讹人的人什么代价都没付出，被讹的人白受一场罪。这公平吗？

2025年2月，山东临沂一个老人骑车摔倒，王先生上前搀扶，结果被老人家属诬陷成肇事者。最后还是行车记录仪还原了真相。

2025年5月，甘肃白银的周女士发现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栽倒在沟里，主动跳下去救人，结果反遭诬陷，最后虽然监控证明了她的清白，但她为此暴瘦了20多斤。2026年2月，福建莆田两个初中女生骑电动车看见一个老太太摔倒，停车去扶，结果被索赔22万。两个初中生啊，做好事差点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

这么多案例摆在这儿，你告诉我，谁敢轻易伸手？

如果一个社会如果连伸手扶一把倒地老人都需要巨大的勇气，需要先抬头看看周围有没有摄像头，那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肯定不是人心变坏了，而是做坏事的成本太低了，做好事的成本太高了。

李玫瑾教授看透了这背后的门道。她说那些讹人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误会，而是在进行一场精心算计的赌博。赌赢了，就能讹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赌输了，大不了说一句“搞错了”“记不清了”，什么事都没有。既然做坏事没有代价，那贪婪的人就永远不会消失。

在我看来，李玫瑾教授这个建议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罚款”这两个字本身，而在于它彻底扭转了这类纠纷的逻辑。

过去这么多年，这类事情的处理逻辑一直是“谁扶人，谁自证清白”。你扶了老人，老人说你撞的，你得自己去找监控、找证人、找证据来证明你没撞。这本身就是反常识的。正常的法律逻辑是“谁主张、谁举证”——你说别人撞了你，你得拿出证据来。凭什么到了扶老人这件事上，就变成好人自己证明自己清白了？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等于把举证责任还给了索赔方。你老人说人家撞了你，行，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还张口要天价赔偿，那就是敲诈勒索。够不上刑事判刑的标准？那就高额罚款，罚到你长记性。甚至可以把这种行为跟家庭信用记录挂钩，让讹人者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

法律的作用不仅仅是约束好人，更要拦住那些企图靠讹诈牟利的人。我们一直在提倡见义勇为、尊老敬老，但善意不能被肆意拿捏。如果一个社会让善良的人反复吃亏、让恶意的人反复得利，那这个社会的信任就会一点一点被消耗干净。

有人可能会说，老人年纪大了，就算敲诈勒索也判不了刑，罚再多钱也执行不了。但我想说的是，讹人的往往不只是老人本人，还有背后的家属。

尹先生这件事里，张嘴要3万的是老人家属，威胁要“民事变刑事”的也是老人家属。你罚不到老人，可以罚家属；你判不了刑，可以罚款、可以上信用黑名单。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是愿不愿意去管。

从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到现在，快20年过去了。“扶不扶”这个问题居然还能成为社会热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么多年过去了，讹人的人还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好心人还是在为做好事付出代价。

李玫瑾教授这个建议能上热搜、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不是大家不支持尊老敬老，而是大家真的被讹怕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有人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但前提是，伸手的人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反咬一口。

抬高讹人的成本，打消投机者的侥幸心理，让善良的人不再需要自证清白——在我看来，这才是解决“扶不扶”问题的根本出路。

法律和规则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这个道理，一点都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