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香港一家酒店里，69岁的周养浩正焦急地等待着去台湾的船票。台湾方面给他开出了一个条件：想入境，可以。但必须先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反共声明”，和大陆彻底切割。

周养浩攥着那张船票申请单，在酒店房间里来回踱步。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海面波光粼粼，可他的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这间房不大，桌上摆着中旅社工作人员给他送来的几份报纸，头版头条都是关于那十名特赦战犯滞留香港的报道。他是其中之一，和其他九个人一样，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功德林出来，以为终于能去台湾和家人团聚了。

说起来，周养浩这辈子算得上是跌宕起伏。浙江江山人，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戴笠的同乡，当年在军统局可是赫赫有名的“三剑客”之一。表面上一副读书人模样，斯斯文文的，可背地里心狠手辣，人送外号“书生杀手”“笑面虎”。息烽集中营主任当过，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干过，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也做过。1949年卢汉起义，他在昆明被捕，这一关就是二十多年。

1975年3月19日，国家最后一次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拿到特赦通知书那天，周养浩在签字时冷不丁冒出一句：“放我出去，我就回台湾。”在场的管理干事互相看了看，谁也没说话，只是把笔录夹进了档案袋。政府兑现了承诺，发给他二百美元路费，还给了两套冬衣。离京那晚，他对管理干事说了句：“周某人终究是浙江江山人，叶落归根嘛。”

火车一路南下，经广州到香港。中旅社的工作人员安顿他们住进酒店，还特意叮嘱：“如在海外生活不便，随时可回来。”周养浩点点头，没多话。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台湾那边，老蒋刚走，小蒋接班。他们去找台湾在香港办的“中华旅行社”办证件，被拒绝了；又去找“港九救济总会”填表格，石沉大海。4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说得明明白白：这些人要申请入台，得先公开表态反共反毛。5月初，台湾还专门派了一个特别小组来香港审查他们。这个小组要求他们搬出中旅社安排的住处，说什么“方便办理手续”。

周养浩没有搬。他坐在酒店里，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份报纸上关于“反共声明”的要求。发表声明和大陆彻底切割？他想起这二十多年在监狱里的日子，想起那些管理干部冬天给他送棉衣、生病时请医生、逢年过节还改善伙食。他不是没心的人。虽然嘴上硬，心里清楚，自己手上沾过血，杨虎城将军一家就是在他的指挥下被害的。换作别的政权，他这条命早没了。可国家不仅没杀他，还把他放了，给路费给自由，想去哪儿都行。

酒店走廊里偶尔传来其他几个人的脚步声和争吵声。同行的张铁石后来搬进了特别小组安排的富都酒店。6月4日，张铁石被人发现死在酒店房间里，两眼突出，舌头伸出，颈部有绳子勒过的痕迹。台湾方面说是自杀，可谁信呢？这件事像一盆冷水泼在周养浩头上。

台湾那边等来的，只有一句“暂缓入境”。周养浩在酒店里待了一百四十天，从春天等到秋天。海风从尖沙咀吹过来，带着咸腥的味道。他站在窗前，看着码头上人来人往，船来船往，唯独没有一艘是开往台北的。

后来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肯发表那个声明。周养浩对法新社说了一句话：“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那是完全违背我的良心的，我不能向待我好的人反咬一口。”这话从一个曾经杀人如麻的军统特务嘴里说出来，多少让人意外。

九龙酒店退房那天，他在房间里留下两行字：“若日后求返，请照会祖国。”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登上了飞往旧金山的航班。

到了美国，周养浩像换了个人。当地《世界日报》的记者举着话筒追着他问，以为能挖出点“反共猛料”。周养浩只说了一句：“若无宽大政策，我连命都活不到今天。感谢毛主席，使我能和家人团聚。”记者当场愣住了。同行的段克文在另一边大谈特谈“苦役”“监禁”，报纸第二天全版刊登。两下一对比，美国编辑直呼“出乎意料”。

晚年的周养浩在旧金山开了家小杂货铺，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每年中国农历新年，他会给驻旧金山总领馆寄一副春联，上联“拨乱无常”，下联“回头是岸”，落款是一手秀气的楷书。1990年，八十岁的周养浩在美国病逝。让人没想到的是，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给他送了花圈。

回头看这段历史，周养浩这辈子最大的讽刺在于：他效忠了一辈子的那个政权，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把他拒之门外；而他仇恨了一辈子的那个政权，却给了他活路和自由。台湾方面要他发表“反共声明”来换一张入境船票，他最后没干。这倒不是说周养浩这个人有多大觉悟，而是人在绝境里，反而能看清一些东西，谁真正把你当人看，谁只是把你当工具用。

那十个人里，有人回了大陆，有人留在了香港，有人去了美国。张铁石死了。周养浩活到了八十岁。他这一生，杀人、被捕、坐牢、释放、被拒、流浪、终老异乡，像一出荒诞的戏。戏散了，人走了，留下来的问题却还在：一个人该忠于什么？是忠于一个抽象的名号，还是忠于那些真正善待过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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