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14）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五月十九日徐州撤守，津浦路的战争至此已成过去，敌人下一步的攻守目标，谁都知道就是武汉了。

敌人此时所采用的战略自然还是速战速决，以为如果占领了武汉，中国的战志和战力，均将消灭殆尽，“中国事件”自再无拖延的可能，将照他们所期望的当真可要胜利结束了。所以他们在开始动作之前，就扬言八月十五日以前，一定可以打下武汉。

敌军进窥武汉的路线，当时依我们的判断是：
一、六月八日花园口之黄河堤岸决口，黄水泛滥，由北正面南犯武汉，可能性大为减少。

二、取大包围路线：
沿江两岸，依海空军之掩护，进犯武汉。取南昌、长沙、岳州，以截断粤汉路，包围武汉。由皖北分道西犯，截断平汉路，突破大别山，以进逼武汉。

后经事实证明，敌人所采取的路线，和我们上面判断的正好相符。日编《日本在中国方面之作战纪录》一书，即有如下之记载：
派遣军为使第二军由大别山北麓前进，第十一军由长江两岸地区前进起见，选定合肥附近为第二军之集中地，九江附近为第十一军之集中地，并使直辖兵团担任确保由湖口下游之占领地域。
第二军于八月底即由合肥附近开始行动，先击破大别山北麓之中国军，继以一部由商城附近，以主力由信阳附近，实施大别山突击作战。第十一军于十月下旬攻略九江，尔后以主力攻击汉口南方粤汉线方面，以一部攻击长江北岸。
台湾旅团（即波田支队）溯江登陆，以配合正面作战。

我们根据我们的判断与情报，拟定我们保卫大武汉的部署和设施。……

为达成保卫武汉，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路线，以主力控制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无论如何变化，我军务立于外线作战地位与敌作战，确保机动之自由，至万不得已时，以卫戍部队固守武汉，主力应转移于武汉外围，以求夹击敌军而聚歼之。

兵团部署：我最高统帅部于六月十四日下令成立第九战区，派我为司令长官，仍兼武汉卫戍总司令。至七月十三日，以江北划归第五战区，武汉与沿江暨长江以南划归第九战区。九月二十日，令以武汉卫戍总部直属大本营，另派他员负责，我专任九战区责任。即以第一兵团薛岳所部位于南昌、鄱阳湖星子一带，以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位于沿江一带，各以有力部队配置于沿江沿湖地区，阻敌西上及作战，以主力控制于瑞昌、德安及南昌附近，以侧击敌人，另以八个师为武汉之防卫部队。（第三兵团拨归第五战区）……

我是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一日奉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的，同月十一日复被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同年六月十四日复奉命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保卫武汉的重责大任，几完全集中于我一个人的身上，为了对国家和人民效忠，为了达成我多年抗日的心愿，除了感觉材轻任重外，原属义不容辞。

不过估量一下我们抗战的条件，以及检讨一下一年来抗战的经验，谁也不敢保证保卫武汉使命的绝对成功。委员长于二十七年一月中旬在开封会议中，曾指出我军亟应改进的缺点十二项：
一、高级将领缺乏指挥的优良技术与艰苦卓绝的精神，下级官兵缺乏新战术的训练。
二、军纪荡然，命令不能贯彻。
三、一般缺乏敌忾心，尤以高级官长为甚。
四、缺乏协同动作的精神和技术。
五、高级将领缺少牺牲决心。
六、官长不知激发廉耻心，以明耻教战。
七、执行命令不能确实。
八、怠惰疏忽，不判明敌情真相，不检讨战斗经过。
九、高级将领没有自信心。
十、一切武器装备专靠后方接济，不知道在前方补充——靠缴获敌人的来补充自己。
十一、缺乏保密的习惯——电讯管理不严，每易泄露军情。
十二、一般部队缺乏政治训练。

这些缺点都是徐州会战以前发现的，徐州之终于撤守，即足以证明这些缺点之未能纠正。紧接着就是武汉会战，我们虽有亡羊补牢的计划，惩前毖后的打算，但究竟时间有限，七年之病尚需求三年之艾，何况我们以现代军备来衡量，几乎已落后在一个世纪以上，武德尤非朝夕之力所能振兴，则欲于仓促之间，纠正过去一切缺失，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武汉势在必守，我们服膺当时委员长“寸土必争，守土有责”的训示；但在尽到一切力量之后，仍然不能守，也还是只好放弃。

说老实话，若不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这样大的疆土，八年抗战是不可能的，八年持久抗战是让我们获得最后胜利的原因，而广大的空间则是让我们获胜原因中的原因。

我自己稍稍引以为慰的，就是为了保卫大武汉我们确实做了不少的事，肯做事总比不做事好。敌人先扬言要在八月十五日占领武汉，后来又说九月中一定占领武汉，结果直到十月末，我们才撤出武汉。这就是肯做事的一点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