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向着社会公共利益，坏人一心攫取私利，这是人性层面的人类问题，它不专属于某一套制度，也不专属于某一个时代。

制度、时代，只是环境。好的环境是国家治理的好；坏的坏境是治理差而已。

- 好的环境下：扬善，约束坏人，提高损公肥私的成本，让自私的人不敢肆意妄为；
​
- 坏的环境下/制度执行崩坏：给自私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好人被挤压，坏人得利。

單凭制度造不出好人，也不能彻底消灭自私的人。
不管是苏联，古代王朝，还是现代社会：
公有制体系里，会出现一心为公的干部，也会冒出监守自盗、利用管理权限谋私的人；
私有制环境下，有承担社会责任的经营者，同样也有不择手段压榨逐利的人。

就像你前面举的例子：同样是配秘书的岗位领导，有的领导让秘书怀孕了，有的没有。岗位、制度条件一模一样，区别出在人本身。

苏联的教训也可以拆开两层看：

1. 根源人性：永远存在一部分掌权者，一旦缺少约束，就会把公共权力拿来服务个人、小集团利益，这是人的问题；
​
2. 制度的作用：制度本身不会把人变善，但制度和监督，决定了这类坏人能不能得逞、能猖獗到什么地步。
赫鲁晓夫之后，不是一夜之间所有人全部变坏，而是监督机制失效，限制自私者的笼子松开了，利己的人就逐步占据上风，最后裹挟整个体系。

放到财富分配那部分现实也是同理：
同样一套市场规则，有的人守底线，兼顾劳动者；有的人钻尽规则缝隙，最大化攫取利益。规则划定红线，但是没法从根源抹除人想要为自己谋利的欲望。

总结一句话：
人性是常量，制度时代是变量。
制度是蒸笼，人才是包子。
人性里公私并存，自古到今都没变；制度的价值，就是给公的那一面提供便利，给私的那一面设置障碍。
不要把人的恶全部归罪制度，也不能因为恶来自人性，就否定制度约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