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本意，是打破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勤劳致富、合法经营，并不是设计目标就是让少数人无偿侵占全民、集体的公共财产，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功过分开这个逻辑我认同：改革确实极大提升了整体经济水平，解决了温饱，社会物质条件整体提升，这是客观的功；而转型过程中，因为早期资产监管、资产评估、产权保护的制度不完备，出现部分人借改制、承包之机，侵占集体与公有存量资产，这是转型付出的代价，是客观存在的过。

但要分清两件事：

1. 政策目标≠部分人钻漏洞实现的结果。政策鼓励的是靠劳动、技术、市场经营合法致富；而私吞公有资产，属于利用制度缺口的违规违法行为，并不是政策要达成的结果，不是“明知故犯”地设计出来去瓜分全民财产。如果是制度故意要把全民财产送给少数人，那国家后续就不会搞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国企审计巡视、打击侵占集体资产的腐败案件，去追回资产、追责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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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条件限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没有成熟的公有资产市场化流转的配套规则。当年既要解放生产活力，又要从零搭建资产监管、资产评估、集体成员权益保障一整套体系，不可能一步到位全部建好。不是主观上故意放水，而是时代条件下制度建设滞后于实践，留下了可被利用的漏洞。

当然，不能拿“时代局限”去消解受害者的损失。很多普通群众实实在在蒙受利益损失，这是抹不掉的历史现实。功过分开，就是肯定整体改革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要正视转型乱象带来的社会代价，通过后续制度修补、执法纠偏去尽可能弥补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