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王树声在食堂看到一个年轻战士替首长打饭,没有当场发火,只是笑着搭了句话。

这一句闲话,后来却让一位师级干部主动改了习惯,天天自己排队打饭。

彼时王树声正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那天他在食堂排队,看见前面一个战士拿着一整套饭盒打饭,一份接一份地打。王树声没有质问,也没有当场点破,只是像跟老熟人开玩笑一样搭话:"小伙子,我见你先下楼,怎么反而站到了我的后头?看来我还是吃饭的积极分子哩。"战士笑着回问他贵姓。

事情到这里本该翻篇,可那战士回去后,把这段对话讲给自己的首长听。首长一听打听自己的人是谁，坐不住了。第二天,那位师级干部换掉了讲究做派,亲自下楼,跟普通干部战士一起排队打饭。一句玩笑话,比一顿训斥管用。

这不是王树声偶然的较真。1969年,组织三次为他挑地方建新房,他三次都推掉了。理由也不含糊——据记载，要么占了民族政策要顾及的地界,要么涉及宗教政策，要么得搬迁周边居民。他宁可继续住在那间普通平房里,墙皮受潮脱落,雨季屋里返潮,一住就是近二十年,直到1974年去世都没挪窝。

家里人也一样不能例外。妻子杨炬在海淀医院上班,跟他同路,他从不许她搭自己的专车,让她自己挤公共汽车。用车这件事他管得极细,每个月都要翻司机的因私用车登记本,谁私用了车,照价从他自己工资里扣。子女的工作,他更是一次都没伸过手,大儿子的工作问题,是他去世后才由旁人出面解决的。

1972年冬天,大儿子结婚,警卫员图省事,把首长休息室的椅子茶几搬去布置新房。王树声知道后,立刻让人原样搬了回去。公家的东西,一件都不许挪作私用。

病重那阵子,他馋家乡的鱼圆汤,老警卫员托招待所的湖北厨师做了一碗。他吃完坚持要付钱,招待所不肯收,他索性再没吃过第二碗。北京卫戍区一位团长看他消瘦,买了六只土鸡送来,他非要按西单菜市场的价钱付账,还多塞了十元算摩托车油钱。团长推了三次不肯收,王树声撂下一句话:你不收钱,我就不要你的鸡。团长这才含着泪收下。

这份较真不是晚年才有的性子。大革命时期,他的舅爷丁枕鱼是麻城北乡出了名的土豪劣绅,横行乡里，还带头反对农会。王树声当时一句话:要革命,就不能讲亲戚情面,谁反对农会,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他带人抓了丁枕鱼,交由农会公审处决。亲舅爷的身份,没能换来一丝通融。

从抓自己舅爷到查司机的用车登记本,四十多年间,王树声对"特殊"这两个字的态度没变过。食堂那句玩笑话看着轻描淡写,分量却压在了那位首长后来天天排队的脚步上。真正让人服气的,从来不是一句训斥,而是那个说话的人自己活成了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