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海南戚火贵和妻子一起同堂受审。判决之后，他在悔过材料中请求，希望能留一条性命，回乡做农民。该请求没有得到法律认可。2001年8月13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戚火贵这辈子，起点其实挺低的。海南儋州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一大窝，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事。他硬是靠着自己肯吃苦、能干活，从生产队会计一路干到了农场场长，三十三岁就当上了乐东县委书记，是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一个农家娃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可人这东西，往往就是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他刚当上场长那会儿，头一个春节就收了五万多块钱的红包，干部职工送的、亲戚朋友塞的。那感觉怎么说呢，就跟开了闸似的，再也关不上了。从这以后，他就彻底放开了手脚，谁想提拔、谁想调动、谁想拿工程，都得往他那儿送钱。东方市当时传着一句顺口溜：“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话糙理不糙，说的就是他治下的风气。有人为了从副局长转正，送了六万；有人为了从副科提正科再提副政委，前前后后“表示”了好几万。有个镇的书记工作干得挺好，就是不会来事儿、不送钱，戚火贵看他不顺眼，到处找茬，差点把他给撸了。

他老婆符荣英也不是省油的灯，中国银行东方支行的行长，夫妻俩一个批项目、一个批贷款，配合得天衣无缝。从1992年到1998年，六年时间，两口子收了四十次好处，光查出来的受贿金额就有一百八十七万多，家里还有一千多万的财产说不清楚来源。要知道，乐东和东方当年都是贫困地区，人均年收入才一千来块。这边老百姓还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那边市委书记家里藏着成堆的金条金首饰。

可讽刺的是，这夫妻俩平日里过得抠抠搜搜的，早餐咸菜配白粥，符荣英甚至去批发咸菜就为了省钱。外人眼里，这两口子比普通上班族还寒酸。庭审照片上，戚火贵的西裤连皮带都没有，用一根白绳子系着。这副穷酸相骗了不少人，谁也没想到他家底儿上千万。

1998年5月4日立案侦查，11月一审死刑。他上诉了，被驳回。到了2001年8月13日清晨五点二十分，他在文昌看守所吃了最后一顿饭，一杯牛奶、两个包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天就要上路。后来法官又给他买了一份炒面，他说吃不下了。七点多被押往海口，九点来钟枪响，四十九岁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说回他那个请求：“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回乡当农民”。这话听着挺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一个农家孩子绕了一大圈，临了又想回去当农民。可细琢磨，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贪了一千多万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自己是农民出身？收那些金条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老百姓还在喝稀饭？现在刀架脖子上了，想起老家那几亩地了，晚了。

有人可能会说，人都要死了，说两句软话怎么了？我倒是觉得，恰恰是这种临死前的“忏悔”，才最值得扒开来看看。他那些悔过书里写的什么？“我当上一把手后失去了监督”。合着是自己管不住自己，怪没人看着他？“我如果有一个好老婆，不会落到这个地步”。老婆替他收钱的时候不说，东窗事发把锅往老婆身上甩？这种忏悔，说到底是推卸责任，是把所有错都推到别人身上、推到制度身上，唯独自己永远是“被带坏”的那个。

法律不认这个。一千多万的赃款，四十次收受贿赂，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多少人一辈子也挣不了他贪的零头。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说得很明白：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他检举过别人，但不构成重大立功。死刑，没商量。

戚火贵这事搁到今天再看，依然让人唏嘘。一个穷小子翻了身，最后又把自己作没了。他临终前那句“罚我回家当个农民”，到底是真悔悟，还是怕死的本能反应？到底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过，还是仅仅在跟法律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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