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才28出头，查出来癌症晚期，瞒着家里人把房子卖了得了480万，加上原来190万积蓄。

一共有670万，本以为他会拿去治疗，但他却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不治疗了，而是要用这670万去完成他一生的梦想——旅行。他买了一张飞往北欧的机票，第一站是冰岛。飞机落地时雷克雅未克正在下雨，他没打伞，背着包在湿漉漉的街道上走了一个小时，才找到预定的小木屋。房东是个寡言的老冰岛人，指着墙上一幅极光照片说：“你运气好，这几天可能有。”他点点头，其实他不在意能不能看到极光，他只是想站在这片土地上说一声“我来过了”。

他在冰岛环岛开了两周车，累了就停在路边睡在车里。有次在斯奈山半岛的黑色沙滩旁，他下车走了很久，海浪声很大，几乎盖过他的咳嗽声。他面朝北大西洋站着，忽然想起小时候地理课本上的图片，那时他用铅笔在冰岛旁边画了个小小的星星。现在他站在这里，星星还在心里，只是人快要熄灭了。

冰岛之后，他去了摩洛哥。马拉喀什的集市喧闹得让人头晕，香料味和皮革味混在一起，他穿过人群时被一个小贩拉住，非要卖给他一盏铜灯。他没还价，买下来，当天晚上放在民宿窗前，灯没擦，锈迹斑斑的，但透出的光很柔和。他在撒哈拉边缘住了两夜，骑骆驼进沙漠时向导问他是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说是。向导说：“一个人来这里的，要么是丢了什么，要么是找什么。”他没接话，夜里躺在沙丘上看星星，觉得这里的星空和纳木错不一样，这里的更矮，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

从非洲飞到日本是深秋，白川乡的合掌屋屋顶刚积了层薄雪。他住在山腰一家老夫妇经营的民宿里，每天清晨帮老先生扫门前的落叶。老太太总会多给他一碟腌菜，用不流利的英语问他：“你，家人？”他摇摇头，又点点头，从手机里找出全家福给老太太看。老太太看了很久，拍拍他的手，什么也没说。

旅行的节奏明显慢了下来。他开始容易疲倦，常常在火车上或咖啡馆里睡着，醒来时笔记本掉在地上。有次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旅馆里，他半夜发起低烧，自己用毛巾敷额头，撑到天亮去镇上的小诊所。医生是位中年女士，检查后皱眉问他：“你一个人？”他说是。医生叹了口气，给他开了些退烧药和营养剂，没收钱，只说：“年轻人，对自己好一点。”

他还是在走，但清单上的横线画得越来越慢。在南美某个不知名小镇的邮局，他寄出了一叠明信片，收件人都是老家的亲戚朋友，上面的字迹有些抖，但每张都写了同一句话：“我很好，别挂念。”

最后一站他选了新西兰的特卡波湖。湖水是那种不真实的奶蓝色，他坐在湖边长椅上，从中午坐到日落。相机已经很少拿出来了，他更多的是看，看湖，看山，看偶尔飞过的鸟。他打开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想了很久，只写了一行字：“够了。”

那天晚上他在旅馆里整理行李，把一路收集的小物件——冰岛的火山石、摩洛哥的铜灯扣、日本的一片枫叶书签、智利的一块小矿石——仔细包好，放进一个铁盒里，连同那本写满的硬壳笔记本，一起寄给了妹妹。附了一张纸条：“等我回家。”

他没有买回国的机票，而是在湖边小镇租了间小房子，一室一厅，带一个小小的花园。他每天去镇上的超市买点面包和水果，和收银的老太太聊两句天气，回家煮简单的餐食，下午坐在花园里晒太阳。他不再规划行程，也不再查看存折余额，只是平静地过着每一天。

十二月初，他的身体急剧恶化，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他请了一位本地的护工，一位沉默寡言的毛利大叔，每天来帮他做饭和打扫。大叔从不问他的事，只是偶尔会带一份自己家做的炖肉来。

一个晴朗的午后，他让护工大叔扶他到花园的躺椅上。阳光暖暖的，花园里他种下的几株鲁冰花竟然开了一小朵，蓝色的。他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

护工大叔在傍晚发现他停止了呼吸。他的表情很平静，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很多年前的全家福，那时候他还小，父母还年轻，妹妹扎着羊角辫，所有人都在笑。按照他早先的嘱托，护工联系了他的妹妹。她没有大哭，只是沉默地听完了护工的话，然后说：“谢谢您照顾他。”

他的骨灰一半被撒在特卡波湖里，另一半由妹妹带回了老家，埋在那棵村口的老槐树下。他没有立碑，只在树下放了一块普通的石头，石头上刻着他名字的缩写和两个数字：28，670。

后来，他资助的乡村儿童影像教育计划拍出了第一部纪录片，镜头里是云南山区的孩子们用旧相机拍下的日出和野花。青旅的图书角扩建了，多了很多旅行和摄影的书，书架的角落里贴着他留下的一句话：“走多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见了什么。”他的父母用那笔钱翻修了老屋，妹妹常带着孩子回去吃饭，桌上的肉菜总是很满。

而世界上那些他曾到过的地方，风继续吹，星继续亮，海浪一遍遍拍打着黑色的沙滩，好像什么也没少，又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地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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