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日本自民党“党四役”以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关键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这个规模在近年来说也是很少见的。这其实也再次让人思考，日本战后的历史观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和德国与意大利相比，为什么日本社会至今仍存在对侵略历史的淡化甚至修正呢？可能存在五大因素。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是，战后麦克阿瑟为了对日本便于管理的需求，保留了天皇制，使日本缺少彻底清算战争责任的制度基础。实际上，日本战败后保留了天皇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被追究。《终战诏书》强调接受战败、结束战争，但并没有从国家层面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与此同时，战争责任更多被归结于军部和少数政治人物，普通日本民众则更多被塑造成受到军国主义蒙蔽的“受害者”。这种处理方式客观上削弱了日本社会从国家层面系统反思侵略责任的基础，也为后来“日本也是战争受害者”的历史叙事留下空间。

第二，两颗原子弹以及与本土遭受的灾难，催生了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史观”。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加上东京大空袭等惨烈战祸，使战后日本的文艺作品、纪念馆和公共叙事更多聚焦日本民众自身遭受的苦难。问题在于，日本社会容易由此将自己定位为战争受害者，却相对淡化日本作为侵略加害方给亚洲各国造成的灾难，形成“反战败”多于“反战争”的倾向。与此同时，敢于直面侵略责任的声音又长期受到右翼势力排斥甚至打压，加害者视角不断被挤压到公共叙事边缘。从近期广岛、长崎的纪念活动也能看出，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战争责任的历史叙事。

第三，在当时的历史节点上，冷战与朝鲜战争的迅速发生，使日本的战争清算没有彻底完成。二战后不久，美国出于冷战战略需要，迅速调整对日政策，让它作为亚洲战略前沿的兵工厂与后勤基地，这不仅催生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复兴，也完全在战略上解绑了日本。随着对战前军政人员的整肃放松，大批战争时期的旧官僚重新进入政坛，包括岸信介等等。此后自民党长期执政，保守政治力量持续掌握重要资源，部分右翼人士不断推动历史修正主义。这种清算上的不彻底，在几个轴心国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14名甲级战犯，为右翼历史观提供了重要精神符号。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甲级战犯被合祀后，靖国神社及其游就馆逐渐形成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历史叙事，将日本发动的战争重新包装成所谓“亚洲解放”，并将战争责任人物塑造成“为国捐躯”的英灵。此后，一些日本政客通过反复参拜，为这种历史叙事不断提供政治背书。因此，靖国神社问题的核心并不仅仅是“参拜”，而是参拜背后所代表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最后，教科书审定制度与代际记忆断层，使部分历史记忆不断被淡化。日本教科书长期存在围绕侵略战争表述的争议，一些教材对“侵略”“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问题采取弱化、模糊甚至争议化处理。与此同时，随着战争亲历者不断离世，一手记忆逐渐减少，年轻一代接触侵略历史的渠道越来越依赖学校教材和公共叙事。一旦教材中的历史被淡化，社会记忆就容易出现断层，修正主义叙事也更容易获得传播空间。

归根结底，日本今天的历史观，是战后天皇制的延续、受害者记忆、冷战遗产、右翼政治、靖国神社体系和教育记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社会一方面能够深刻记住广岛、长崎的悲剧，另一方面却仍然难以完整面对自身作为侵略加害者的历史。只要这种历史记忆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议，以及由此引发的中日、日韩历史认知矛盾，就很难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