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最重磅的一场大会闭幕后，一位穿着半新不旧黑棉袄的农民，直接住进了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钓鱼台国宾馆。但他刚当上副总理，才住了几个月，就急吼吼地给毛主席写信，死活要搬出去。
住进16号楼，在别人眼里那是平步青云，但对他来说简直是“活受罪”。钓鱼台的地毯厚得能没过脚面，但他踩在上面心里发虚。
大寨的土炕睡惯了，身下垫的是稻草和粗布，冷不丁换上高级弹簧床，一翻身床跟着直颤。他整宿整宿睡不着，感觉像踩在云里，凌晨四点索性披着棉袄在屋里干溜达。
不仅睡不好，连吃喝都不自在。早上服务员端来切片面包、黄油和热牛奶，他看一眼直摆手，硬是让厨师去库房翻出一小罐小米，给他熬了碗稀粥。就这碗粥，他喝得呼噜响，满头大汗才觉得舒坦。
最让他憋屈的，是没了自由。想去院子里抽袋旱烟，警卫员在不远处盯着；刚想往门口走走，秘书赶紧小跑跟上怕他吹风。他在鞋底磕了磕烟袋锅，一句话没说闷头回了屋。

宾馆吃饭还卡着点，有次看文件晚了，他坚决不让服务员开小灶，自己回屋啃了俩凉馒头。加上屋里暖气太足，夜里嗓子干得冒火，还得拿湿毛巾敷在鼻子上。这些细碎的折磨，让他彻底下了决心。
他坐在写字台前连抽了三袋旱烟，让秘书代笔给毛主席写了封大白话信。信里没兜圈子：我是个农民，实在住不惯这儿，我想搬出去。
他还琢磨出一个“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留京办公，三分之一回大寨干农活，剩下的去全国农村转。毛主席看了信，批了两个字：同意。主席甚至跟身边人打趣，说钓鱼台本来就不是给农民住的，他想出去，好嘛。

拿到批复，他高兴坏了，拎着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几件旧衣服、一床粗布被褥，外加一盆没舍得扔的野花，自己打个包袱就下了楼。车队没走远，把他拉到了交道口的一个普通胡同里。
新家是个普通小院，正房三间，青砖地、木头床。他把粗布被褥一铺，自己拎着水桶扫院子。早起倒炉灰的邻居大爷以为谁家来了乡下亲戚，一听说是新来的副总理，手里的煤铲差点没拿稳。
院里有棵老槐树，他找人搭了个石台，没事就蹲那儿修农具。有小孩趴墙头看热闹，他笑着递过去一块水果糖，拍着大腿说：“老汉是种地的。”

搬出来后，他彻底自在了。每天早上五点起，自己熬棒子面粥配咸菜，放着专车不坐，天天骑一辆爱掉链子的旧自行车去上班，弄得满手黑油也乐在其中。
到了回大寨的日子，他换上旧衣服直接下地，锄头一挥手心全磨出泡。可晚上躺在土炕上，哪怕腰背酸疼，却睡得比谁都踏实。
后来偶尔回钓鱼台开会，别人问他咋不回来住。他嘿嘿一笑：“那地方床太软，睡一夜腰疼，不如家里踏实。”
一个副总理，硬是把权力的光环褪了个干净，重新把脚踩回了泥土里。放着现成的福不享，偏要去干农活、骑破车，你说，咱们现在还能见到这种觉得“享福就是遭罪”的纯粹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