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新作《双枪高安》，影片以加拿大历史中的传奇人物Morris “Two-Gun” Cohen为原型，讲述这名在加拿大草原地区生活的冒险家，后来成为孙中山贴身保镖的传奇经历。

以下为Claude为其撰写的人物小传。

双枪科恩：从伦敦扒手到孙中山贴身保镖

导演杜琪峰的新作《双枪高安》（Two Gun Cohen）已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Frontières市场单元亮相，被制片方形容为一部融合东西方类型元素的"点心西部片"。

片中主角的原型，是二十世纪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莫里斯·亚伯拉罕·科恩（Morris Abraham Cohen），江湖人称"双枪科恩"。他的一生横跨波兰、英国、加拿大与中国，从伦敦东区的扒手少年，一路走到孙中山的贴身保镖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少将，其经历真假交织，本身就是一部现成的电影剧本。

伦敦东区的问题少年科恩1887年8月3日出生于波兰拉赞诺夫（时属俄属波兰）一个正统犹太家庭，原名莫舍克·亚伯拉姆·米安琴。1889年，一家人移民英国，定居伦敦东区，父亲在一家纺织厂做工，全家将拗口的姓氏改成了更易发音的"科恩"。

年少的科恩对拳击场、市集和街头的兴趣远大于犹太人免费学校的课堂。1900年4月，他因涉嫌扒窃被捕，法官将他送进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资助创办的海耶斯工业学校，专门收容管教"误入歧途"的犹太少年。

1905年获释后，父母把他送往加拿大西部，希望新大陆的开阔天地能让他脱胎换骨。

加拿大草原上的浪子科恩最初在萨斯喀彻温省怀特伍德附近的一处农场干活，学会了开枪和打牌。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辗转于加拿大西部各省，做过嘉年华揽客员、赌徒、老千、皮条客，也做过颇为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其间数次因违法行为入狱，还曾在温尼伯因与未满十六岁的少女发生关系而获罪。

在加拿大期间，科恩结识了不少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做工的华人劳工，喜欢上了他们的饮食与情谊。在萨斯卡通，他曾出手相助一名遭抢劫的华人餐馆老板，在伦敦街头练就的身手派上用场，一拳撂倒劫匪。

在二十世纪初的加拿大，白人主动帮助华人几乎闻所未闻，科恩身为犹太人，对同样身处主流社会边缘的华人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当地华人接纳了他，并邀请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反清组织同盟会。

科恩由此开始为海外华人权益奔走，学习孙中山的思想主张。此后他移居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出任当地一家主要地产公司的经理，并经省检察长推荐出任宣誓专员，专门协助华人移民办理入籍手续。一战爆发前，他已经在为孙中山在加拿大的代表机构招募、训练当地华人社群成员。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段"浪子回头"式的传奇经历，很大程度上来自科恩本人晚年的口述回忆，独立史料的交叉印证相对有限，其中不少细节的真实程度已难以完全还原。

一战烽火与投身革命一战爆发后，房地产生意随经济下滑而萧条，科恩加入加拿大远征军第218营，后随加拿大铁道兵团赴欧洲服役，其间负责监管由华工组成的"中国劳工旅"，也曾在西线经历惨烈战事，包括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战后他回到加拿大，但地产业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

1922年，科恩前往中国，为孙中山与加拿大承包商洽谈一笔铁路交易。抵达上海后，经《字林西报》记者乔治·索科尔斯基牵线，他见到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随即受雇，在上海法租界莫理哀路29号孙中山的寓所附近安顿下来，开始为孙中山工作。

在上海和广州，科恩负责训练孙中山麾下卫队的拳击与射击，对外自称是孙中山的副官、代理上校。由于孙中山、宋庆龄及其身边不少幕僚都受过西式教育、通晓英语，科恩蹩脚的广东话并未构成太大障碍。

同僚们叫他"马坤"，他逐渐成为孙中山最主要的贴身护卫之一，随行出席各类会议并深入战区。一次交火中他手臂被子弹擦伤，他由此开始随身携带第二把左轮手枪以防万一，发现自己双手皆能开枪。西方侨民圈子因此给他起了"双枪科恩"这个流传后世的绰号。

孙中山身后：军阀幕僚岁月1925年孙中山病逝，科恩此后先后为多位南方国民党要人效力，包括孙中山之子孙科、孙的连襟宋子文，以及李济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

他与蒋介石也有交情，早年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二人便相识，但由于科恩效力的多是与蒋不睦的南方派系，双方来往有限。科恩为其"老板们"负责安保、军火与炮艇采购，最终获授代理将军军衔，但从未真正统率过部队。

这段时期他也常在香港活动，出入香港犹太会所打牌、表演魔术。

抗战烽火与集中营岁月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科恩积极投身抗战，为中国方面搜罗军火，还曾为英国特别行动处（SOE）效力。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时科恩正在当地，他设法将宋庆龄及其姐宋霭龄安排上最后几班撤离香港的飞机，自己则选择留下参战。

香港沦陷后，他被日军关押在赤柱集中营，期间遭到毒打，直至1943年底作为战俘交换的一部分获释，同年12月抵达蒙特利尔。

战后余生：传奇与自我神话回到加拿大后，科恩定居蒙特利尔，与经营女装精品店的艾达·朱迪思·克拉克结婚，此后多次重返中国寻求商业或工作机会，但更多时候是在酒店大堂里向人讲述自己（很可能经过加工润色）的传奇经历。

他晚年热衷于自我传奇化，加上外界也乐于为他添枝加叶，导致后世流传的许多说法真假难辨，其中最广为人知也最经不起推敲的，是1947年他动用孙中山1920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一封信，说服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吴铁城在联大表决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第181号决议）时投弃权票、而非反对票的故事。

这一说法主要出自科恩传记作者丹尼尔·列维的记述，此外并无独立于该传记之外的一手史料佐证，考虑到科恩本人晚年确有夸大经历的习惯，这段广为流传的"改变历史"轶事，更适合被看作一则渲染色彩浓厚的传说，而非确凿无疑的史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恩是少数能够自由往返台湾与大陆的人物之一。频繁远行让婚姻难以维系，他与克拉克于1956年离婚，此后随守寡的妹妹莉亚·库珀移居英国索尔福德，在侄甥辈的陪伴中安度晚年，成为一家之长。

由于他与国共双方要员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晚年得以为维克斯（飞机制造）、劳斯莱斯（发动机）、德卡雷达等英国公司牵线搭桥，从事顾问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之际，他作为周恩来的座上宾最后一次访华。

1970年9月，科恩在索尔福德去世，享年83岁，安葬于曼彻斯特布莱克利犹太公墓，墓碑上用英文、希伯来文和中文三种文字铭刻，中文碑文由宋庆龄亲自撰写。他的葬礼上，国共双方代表罕见地同时出席，成为其一生游走于两岸政治光谱之间的最后注脚。

尾声科恩的故事之所以历经近一个世纪仍被不断改编搬演——从格蕾丝·扎林·斯通笔下疑似以他为原型的角色，到加里·库柏主演的《黎明前的将军》，再到今天杜琪峰筹拍的《双枪高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中真实与传说的界限本就模糊不清。

一个伦敦犹太移民后裔，靠着在草原上练就的胆识和一手好牌技，误打误撞卷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最跌宕的历史现场，而他本人晚年又乐此不疲地为这段经历添加传奇色彩。

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这恰恰是最好的素材；但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厘清哪些是可考的事实、哪些是科恩自己讲出来的"好故事"，仍是一件需要谨慎对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