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战友，在部队是司务长，正排级转业，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竟然进了县人民法院。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当上了法官。饭桌上，他夹了一筷子花生米，跟我碰了一杯，说起了上个月那个抚养费的案子。女方起诉前夫拖欠孩子抚养费，一年零八个月，每月一千二，合计两万一千六百块。

“账目清楚，事实明确，”战友抿了口酒，“开庭前，我惯例先调解。男方来了，黑瘦，指甲缝里有洗不净的机油渍。他说认账，但眼下真没有。在汽修厂当学徒，一个月三千五，租房八百，吃饭抽烟一千，给老家生病的爹寄一千，卡里常年剩不下五百。”

女方坐在对面，手指绞着衣角，没化妆，眼袋很重。她在超市理货，站一天，腰疼得晚上睡不着。孩子七岁，下半年要上小学，择校费就得先交五千。她说：“法官，我不是逼他，是孩子等不了。”

战友把调解室的门关上，就他们三个人。他让书记员先出去，说：“今天这话，不出这屋。”他先问男的：“你爹的病，每个月药费固定多少？”男人愣了下，说：“七百三，报销完自己出四百。”战友又问女的：“孩子除了择校费，每月实际花销多少？列个细项。”女人从旧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得边角都毛了：“早饭牛奶鸡蛋五块，午饭学校食堂十块，晚饭在家吃算八块，文具、班费、零食……每月一千二，紧巴巴的。”

战友拿起计算器，按了几下。三千五减去八百减去一千减去四百，再减去五百应急，剩八百。他抬头看那男人：“从下个月起，每月八百，能按时给不？”男人喉结动了动，点头。战友转向女人：“每月八百，先给一年，剩下的六千六，他爹病情稳定了再补，能接受不？”女人看着本子上的数字，眼圈红了，也点头。

“那就这么办。”战友拿出调解笔录让他们签。男人签完字，手有点抖，从裤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红包，是过年时厂里发的，一百块新票。他递给女人：“这个月……先给一百，下个月发工资，我一起给九百。”女人接过那张红票子，捏在手里，没说话。

战友说，案子结了。按说，他的工作到此为止。但三天后，他下班路过那家汽修厂，鬼使神差走了进去。男人正钻在一辆底盘下面，满手油污。战友没叫他，跟老板聊了会儿。老板说这小子实在，就是背运，爹病着，之前老婆也跟人跑了，留个孩子。现在每天主动加班两小时，想多挣点。

又过了一周，战友去超市买烟，在生鲜区看见那女人。她正把一些有点磕碰的打折苹果，轻轻装进塑料袋。称重时，标签纸贴得端端正正。

战友说完，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他摸出烟，没点，就在手指间转着。“我那调解书里，没写这些。写进去的，是每月八百，分文不少，受法律保护。没写进去的，”他顿了顿，“是那男人后来给我发过一条短信，就三个字：‘在攒了’。还有，那女人上次来法院补材料，给我带了一袋超市晚上处理的打折水果，我没要，她硬塞给我，说‘甜的，不酸’。”

花生米盘子见了底。战友最后说：“我有时候想，咱们当年在部队，算伙食账，一分一厘不能错，那是规矩。现在算这些生活的账，零头碎角的，你很难算清哪个更重要。但总得有人，把双方叫到一张桌上，把账本摊开，哪怕只是暂时，算个都能喘口气的数。”

窗外夜色沉了，小县城的路灯次第亮起。那些灯光不算亮，但足够让晚归的人，看清脚下的路，和手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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