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主观目标和实践失误，但失误不等于可以一笔勾销，不管是前三十年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适用这套逻辑，不是搞两套标尺。

前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目标是建立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主观设计目标。但实践当中，也出现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问题。
官方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说“目标是好的，所以错误就不用管”，而是明确指出实践中的错误，分析错误成因，总结教训，纠正政策，这本身就是正视问题、承担历史责任，而不是用“初衷很好”来回避问题。
并没有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是正确目标”，就掩盖实践中发生的曲折，这是白纸黑字的历史定论。

第二，回到刚才说的转型期乱象。
我说“侵占公共资源不是改革的设计目标”，和看待前三十年的逻辑完全一致：目标是一回事，实践走形、制度漏洞带来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承认初衷不等于豁免错误。

- 前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是目标，但要正视实践曲折，总结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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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时期：解放发展生产力是目标，但也要正视改制、资源承包过程里资产流失、分配不公等实践问题，开展整治、追责、完善制度。

不是说“初衷好，一切问题就合理化”。两个阶段，都有伟大的成就，也都有实践层面的失误、曲折；既不因为成就掩盖错误，也不因为错误全盘否定整个探索。这就是“两个不能否定”的本意：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都是社会主义的探索，各自有成就，各自有教训。

第三，要分清两件事：历史层面总结教训，不等于简单搞秋后算账式的大规模追责。
无论哪个历史阶段，很多问题是时代条件、认识局限、制度不完善综合造成的，不全是个人故意作恶。
对蓄意贪腐、侵占公共资产的，不管哪个时期，法律上是要追责查办；而对时代局限带来的集体性失误，主要方式是：公开总结教训、调整政策、修补制度，防止以后重蹈覆辙，而不是简单化地一概追责。

我刚才的表达，容易让你产生“为改革的问题开脱”的观感，这点我可以承认表述有疏漏。
核心不是替任何时代的错误洗白：不管哪一段历史，不能拿“目标正确”当做盾牌，去遮蔽现实发生的弊病；成就要肯定，代价、失误同样要直面，这是统一的标准，不能对两个时代搞厚此薄彼。

前三十年的曲折被写进历史决议、做了系统反思；改革过程暴露的分配、资源侵占问题，国家也通过反腐、集体资产整治、共同富裕政策进行纠偏。看待新中国不同阶段的探索，标准应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