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兴衰赋》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网罗千载，萃集百代，上起周威烈，下迄五代终，凡十六朝，三百余卷。其旨非在记流水，而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兴衰之理、治乱之由、用人之术、为政之要，皆熔铸其中，如明镜高悬，照见古今得失；似良师在侧，指点治世迷津。

其要在明得失，鉴兴亡。周之兴也，因文、武以德化民，敬天保民；其衰也，由幽、厉弃德任刑，烽火戏诸侯。秦并六国，凭变法强兵，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二世而亡；汉承秦弊，文、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遂有“文景之治”；武帝穷兵黩武，海内虚耗，晚年下《轮台诏》，方得转危为安。此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兴衰系于为政之德。

其要在任贤能，远奸佞。齐桓公用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唐太宗纳魏徵之谏，“兼听则明”，成贞观之治；晚年信长孙无忌、褚遂良，废立失度，为武周之祸埋下伏笔。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开元盛世冠绝中古；后宠李林甫、杨国忠，安史之乱骤起，盛唐由是转衰。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贤佞之别，即家国祸福之界。

其要在恤民生，重本业。《通鉴》载，战国魏文侯问李克“为国如何”，对曰“尽地利而薄赋敛”；汉初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关中为固，终成汉室基业。反之，隋炀帝征发无度，修运河、伐高丽，“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遂有瓦岗揭竿；唐末藩镇割据，赋税苛重，民不聊生，黄巢起义席卷半壁。此皆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竭泽而渔者，终致鱼亡水涸。

其要在正君心，严法度。司马光论“人君之德”，首重“仁、明、武”：仁则爱民，明则辨贤，武则决断。汉文帝除肉刑、废连坐，躬行节俭，“露台惜费”，故刑措不用；隋文帝立法严明，“法令行则国治”，然晚年任情废法，为隋亡张本。唐太宗言“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故能令行禁止；武则天虽有才干，然酷吏横行，法纪荡然，终致朝局动荡。由此观之，君心正则法度明，法度明则天下安。

其要在知戒惧，慎征伐。《通鉴》载，汉武帝欲伐匈奴，主父偃谏“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虽未全听，然晚年悔悟；唐太宗征高丽，久攻不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反之，隋炀帝三征高丽，空竭府库，百姓怨叛；唐玄宗好大喜功，开边不已，终致藩镇尾大不掉。此皆“兵者凶器，不可不慎”，穷兵黩武者，鲜不覆亡。

综上，《资治通鉴》之精华，在“通”——通古今之变，明成败之理；在“鉴”——鉴前世之失，资今世之治。帝王读之，可知“君道在仁，治道在贤”；百官读之，可知“政道在民，事道在法”。其书如良医，能诊国家之痼疾；如舟楫，可渡乱世至治平。故曰：“不读《通鉴》，不足以知天下之大势；不明《通鉴》，不足以理万邦之政务。”

千载之下，风云变幻，然治国富民之理，未有出于其右者。能循其道，则邦可兴、民可富、国可强；悖其道，则政必乱、民必怨、国必衰。此《资治通鉴》之所以为“帝王之书”，亦为万世治国者之龟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