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太铁路沿线，青纱帐密密遮蔽太行山谷。多年之后，彭德怀元帅在自述中写下《大破袭战》一文，冷静复盘这场后来名为百团大战的宏大战役。

1940年8月20日夜，随着彭总一声令下，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八路军战士同时跃起，炸铁轨、毁桥梁、拔据点，华北大地响起震天破袭的呐喊。

彭德怀写道：“1940年2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

彼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正面战场大规模进攻，重兵转向华北敌后，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

危局之中，彭总敏锐捕捉到战机：敌伪深入根据地后，碉堡星罗棋布、兵力被迫分散，反而造成铁路干线守备空虚，形成了“敌后的敌后”，适合组织大规模突然破袭。八路军总部最初拟定投入22个团，以正太路为核心，同步破袭平汉、同蒲、白晋等干线，计划依托青纱帐隐蔽集结、同步发难。然而战事一开，各地武装自发投入战斗，参战部队迅速扩充至104个团，百团大战由此得名。

彭德怀在文中写道：“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曰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此役毙伤瓦解大量日伪军，正太路、平汉路交通瘫痪月余，收复数十座县城，大量堡垒、封锁沟墙被平毁，缴获物资为抗战期间单次之最。

这场大捷最直接的价值，如彭总在文中评价：“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

伟人毛泽东当即来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前线的胜利，成为相持阶段提振全国士气的一剂强心针。

最震撼人心之处，不在于彭总细数战功，而在于他不回避失误、主动担责的坦荡胸襟。作为战役的主要决策者，他没有回避自身判断与指挥上的偏差，坦诚剖析局限：“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根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没能预判日军打通华南交通线、服务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意图，战役发起时机偏早。

彭总清醒承认，此战迫使日军从华中、华东抽兵回防华北，加剧了太行根据地遭受报复性“扫荡”，群众承受了本可减轻的苦难；战役后期，他指挥上存有“蛮干”倾向，太行方向连续作战一月未及时休整，部队过度疲劳，造成一二九师伤亡增多。彭总直白写下：“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责的。”

这种自我批评，绝非否定战役本身。彭总厘清边界，反对脱离时代背景全盘否定百团大战，驳斥后来歪曲历史的谬论：“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

彭总一针见血点明，国民党反共，根植于其阶级本性，不是某一场战役触发的结果，从四一二事变到十年内战，早在百团大战之前，反共行为早已发生。如果当时不主动出击，根据地将持续萎缩，敌后武装力量难以积蓄，更无法为后来解放战争积蓄广阔解放区与百万军民。在彭总看来，放在1940年华北危局之下，百团大战依然是必要、合理的战略抉择。

彭总还总结了人民战争的宝贵经验，尤其点明武工队模式的成长，这也是百团大战留下的长远遗产：“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

这正是敌后游击战不断进化的证明，也是弱国战胜强敌的根本依托。

重读《大破袭战》，我们看见两种力量交织：一是横刀立马、敢打硬仗的将帅魄力；二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躬身自省的品格。

历史已经证明，百团大战是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振奋民族士气的壮举，而彭总写下的这篇自述，同样珍贵。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正是无数像彭总这样，既能奋勇杀敌、又能直面得失的民族脊梁，带领军民在敌后坚持抗争，直至迎来最后的胜利。

致敬彭德怀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