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兵荒马乱的世道下，一个满族贵族家庭里，大太太生下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若是在清朝，这样的出身，一出生不是贝勒爷，就是宗室少爷。
他的父亲叫关世栋。

关世栋这名字搁在三十年前，北平城里提起来，茶馆里说书先生都得压低声儿。正红旗底下那支旁系，祖上跟着圣祖爷打过噶尔丹，府邸在安定门内那条胡同里，门楣上悬的匾额是乾隆爷亲笔。可到了一九三三年，那块匾早就卸下来当了烧火柴，不是关世栋不孝，是冬天太冷，煤铺赊不起账，孩子冻得直哭，他咬着牙拿锯子把匾给锯了。

这孩子落地那天，关世栋蹲在院子里抽水烟，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像极了这个家族的命数。产婆出来报喜说是个带把儿的，他连眼皮都没抬，只问了一句：“哭声大不大？”产婆说响亮着呢。他苦笑一声，响亮顶什么用，这年月，耗子叫唤都得藏着掖着，生怕招来巡捕房的人。

大太太姓佟佳氏，娘家早几年就败得精光，陪嫁的翡翠镯子当了三回，当铺掌柜最后都不肯收了，说您这上头有绺裂，民国不认老坑种。她躺在炕上，看着怀里那个皱巴巴的小脸，心里想的不是将来中状元、娶公主，而是明早的棒子面粥能不能稠一点。满族贵族那套“子孙绳”的规矩，她偷偷给剪了，不是不敬祖宗，是那根黄带子换了两斤小米，救了全家五口人半条命。

关世栋年轻时留过洋，在早稻田念了两年法政，回来本想考京师译学馆，结果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把他的仕途连同辫子一块儿炸没了。他这人有个毛病，爱较真。民国了，他不肯剪辫子，硬是盘在帽子里窝了十年，直到张大帅进京那会儿被当众揪出来，才含着泪一剪刀下去。剪完他对着镜子说：“这辫子不是清廷的，是我自个儿的念想。”可念想值几个钱？隔壁回回营的老马，赶大车拉货，一个月挣的银圆够买三袋洋白面；他关世栋给人写状纸、代书信，润笔费有时候就是俩窝头。

这孩子满月那天，关世栋请不起酒席，就用红糖水泡了点炒米，算是待客。来的都是胡同里拾破烂、拉排子车的街坊，没一个老亲旧友。他抱着儿子走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指着树皮上刻的“关”字说：“小子，你记着，你祖上在这棵树下拴过御马，可如今马没了，树也快空了。”他把孩子举高了些，太阳从秃枝间漏下来，晃得孩子眯起眼。“我不指望你光宗耀祖，那都是屁话。我就指望你学会一样本事，活下来，还要活得像个自个儿。”

这话听着硬气，可关世栋心里明白，自个儿都活不明白。他教儿子认字，头一个写的不是“人”字，而是“旗”字，写完了拿墨汁涂得漆黑，说：“这玩意儿往后别往外头提，提了招祸。”大太太在里屋听见，眼泪掉进粥锅里，连咸味儿都没有。

这孩子长到三岁，北平城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回旗子。关世栋把家里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他父亲留下的一副犀角扳指卖了，换了一辆破旧三轮车，开始拉脚。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大褂，脚上一双露脚趾的布鞋，在朝阳门车站等活儿。有老旗人认出他来，惊得下巴快掉了：“世栋爷，您这是……”他摆摆手，咧嘴一笑：“爷什么爷，叫老关。”那笑里头有股子狠劲，是把过去连血带肉剜下来扔进护城河的狠劲。

我对这段家史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多人都爱唏嘘“贵族没落”，可我觉得那唏嘘里带着酸腐气。关世栋的可贵，不在他守住了什么“气节”，而在他终于舍得把那块匾劈了。劈匾那一声响，比他在早稻田读的任何一本书都管用，它告诉这个家族，体面是活人挣出来的，不是死人留下的牌位。那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后来成了我的太爷爷，他一生没提过“贝勒”二字，却靠着拉三轮供出了我爷爷读师范。我倒觉得，那辆三轮比什么黄缎子、玉如意都金贵。

日子一天天往前捱，关世栋拉车路过东交民巷，看见洋人的汽车鸣着喇叭横冲直撞；路过前门，听见学生举着纸旗喊口号；路过自己曾经住过的老宅，那儿已经改成了一家南货铺子，伙计正往门外泼脏水。他把车停下来，看了半天，然后低头对坐在车斗里的儿子说：“瞧见没？那泼出来的水，就是咱家的从前。可你别嫌脏，脏水浇地，地里还能长新苗。”

那孩子听不懂，伸手去抓街边糖葫芦摊上的红果子。关世栋掏出皱巴巴的毛票买了一串，咬掉半颗，把剩下的递给儿子。他推着车继续走，背微微驼了，可步子比当年骑着高头大马走御道时还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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