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九袱洲攻防战：贡王梁凤超壮烈牺牲，太平军两万将士最终战死于江水之中
1862年冬，南京天京北面的九袱洲，贡王梁凤超面对的并不只是一支来犯的湘军水师，而是一场后勤、防御与天候同时失控的恶战。
天京能否守住，粮道是关键。两淮粮食经江北转运，必须经过江浦、浦口一带，再由长江水路送往天京。九袱洲卡在江心，既能监视北岸动静，也能掩护船只往来。它面积并不算大，作用却像一枚钉子，牢牢钉住天京北面的江防。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逐步经营这一带的防务。梁凤超奉命驻守九袱洲，在岛上修筑炮台，并与狮子山、江浦、浦口等处形成呼应。江面则配置水师，部分火炮带有西式器械特点。炮台居高临江，水师在侧面机动，来犯船只一旦进入射程，便会同时受到岸炮和船炮攻击。

这套防御并非徒有其表。湘军水师曾多次试探进攻，战船受到炮火压制，有的被击毁，人员落水。彭玉麟、杨载福、李朝斌等湘军将领擅长水战，但面对固定炮台和熟悉水道的太平军，单靠战船冲击很难迅速破局。
有意思的是，双方的差距并不简单等同于“谁的武器更先进”。太平军虽有西式火炮，却受制于炮弹、火药、操炮人员和维修补给；湘军水师同样存在装备来源复杂、火炮性能不一的问题。九袱洲的坚固，既来自工事，也来自江面地形和守军长期经营。
梁凤超的任务因此很明确：守住岛，保住北岸通道，不能让湘军轻易切断天京与江北的联系。传说中，部下曾询问是否应当主动出击，他只回答：“炮台未失，江路便未断。”这类话未必见于正式档案，但符合当时守军所面对的实际选择：以固定防御消耗敌军，而不是离开工事与水师决战。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天京外围战事的恶化。1862年，李秀成在雨花台方向与清军激战，战事持续较久，太平军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洪秀全随后推动“进北攻南”的部署，试图调动兵力打破被动局面。然而，前线兵力经过连续作战已经疲惫，部队调动又牵涉粮秣、船只和各处据点，命令很难按照纸面计划顺利展开。
问题由此显现。天京方面需要援军，九袱洲又不能空虚；李秀成部需要转移，江浦、浦口仍要有人防守。几股力量彼此牵制，湘军则抓住了太平军调动中的空当，逐渐加强对江北据点和长江水面的控制。
洪水随后成为决定性因素。长江水位上涨后，洲上道路、营垒和码头受到冲击，火药受潮，火炮转移困难，船只进出也不再像平时那样灵活。对于水上要塞而言，洪水并不会天然帮助防守者；一旦堤岸、营盘和撤退路线同时受损，原本的地利反而可能变成困局。

湘军没有急于重复此前的强攻，而是配合江浦、浦口方向的行动，压缩九袱洲周边水陆空间。太平军若固守，补给难以进入；若撤退，又要面对被洪水切割的江面。梁凤超所部被迫在炮台、船只和浅滩之间反复转移，防线开始出现缺口。
关于九袱洲战事的具体兵力和伤亡，相关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传统叙述常称太平军约有两万人困于此处，梁凤超亦在战斗中牺牲，许多士兵死于炮火、溺水或撤退途中。这个数字不宜当作精确统计，但可以确定的是，守军遭受了毁灭性损失，九袱洲最终落入湘军控制。
九袱洲失守后，江浦、浦口一带的联系受到严重破坏，天京北面的水上屏障被撕开。此前依靠炮台和水师维持的防线，无法抵挡兵力消耗、指挥失误与洪水冲击的叠加作用。梁凤超的牺牲，是一名守将的结局；两万之说背后，则是太平天国江防体系整体崩解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