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长傅作义虽任其职却无实际职权，副部长代替签字，周总理明确指出：一律无效！
1949年2月22日，西柏坡，傅作义向毛泽东、周恩来谈起了自己的打算：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再担任军职，愿意转到水利建设上来。这个选择并不突然，因为在战争年代，他已经做过多年与水有关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能够立即承担中央部门工作的干部并不充裕。军事干部熟悉组织、动员和统筹，却未必掌握水利、财政、工业等专业知识；技术干部懂业务，又不一定具备复杂局面的领导经验。傅作义被安排到水利部门，正处在这种特殊的交汇点上。
傅作义出身山西荣河，黄河流域的水患并不陌生。抗战时期，他在绥西后套地区带兵，也把相当精力放在治水和垦殖上。1939年至1945年间，当地军民修筑渠道、疏浚河道，逐步形成灌溉网络。流传较广的资料称，大小渠系绵延数千公里，既用于灌田，也兼有排洪、养鱼等作用。

后套土地条件不差，难处在于黄河水势变化和基础设施薄弱。水来了，可能冲毁庄稼；水少了，又会影响耕作。对傅作义而言，修渠不是单纯的民政工程，还关系到部队粮秣、地方秩序和抗战持续能力。“治水又治军”，便成为当时一种务实的治理思路。
1945年，美军将领魏德曼访问绥西，曾对当地军民的建设情况表示赞许。这样的评价不能替代工程本身的考察，却说明后套水利建设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较明显的区域影响。傅作义的特殊之处，也正在这里：他不是水利专家，却有过直接组织地方工程的经验。

到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傅作义的身份发生了变化。1949年10月19日，他正式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毛泽东曾称赞他是民族英雄，这既是对北平和平解放贡献的肯定，也包含着对其转入建设领域的政治安排。
不过，部长的名义与部门运行中的实际权力，并没有立刻重合。水利部事务繁杂，涉及河道治理、农田灌溉、水土保持和工程建设，具体业务需要熟悉行政流程与专业技术的干部处理。副部长李葆华在日常工作中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实际事务，文件批示、部门协调等工作也多由他经手。

于是，出现了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傅作义名义上是部长，但一些正式文件并不经过他的亲自批示，副部长却在事实上承担了代行部长职能的角色。这里面有新机构初建、干部专业分工以及工作惯性等多重原因，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之间的争权。
但在中央看来，职务不能只剩下一个称呼。周恩来得知相关情况后，明确要求水利部按正式程序办事，部长应当履行部长职责，未经傅作义本人批示的有关文件，不能视为有效。周恩来还强调：“部长的签字，不能由别人长期代替。”这番处理，针对的不是某一份文件，而是行政权责是否清楚的问题。
此后，傅作义开始更加主动地熟悉水利工作。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会议和批文之中，而是沿着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等流域考察工程，了解河情、水情和地方需求。对一位长期从事军事指挥的将领来说，这种转变并不轻松，需要重新学习一套完全不同的专业语言和工作方法。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过去在绥西积累的治水经验，更多来自现场组织和地方实践；担任水利部长后，他面对的则是全国性水利布局。两者之间差距很大，但前者使他知道工程如何影响百姓生计，后者则要求他把局部经验放进国家整体规划中。
1972年，傅作义因身体原因辞去水利部长职务。1974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九岁。其一生经历了军人、地方建设组织者和政府部长等不同角色，水利工作贯穿其中一段重要时期。无论是绥西修渠，还是后来主持全国水利事务，职务名称之外，真正留下记录的仍是那些与河流、土地和工程有关的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