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周扒皮”后人撰文伸冤：我太姥爷当年不是靠剥削发家，而是被误解
1947年，辽宁瓦房店出身的高玉宝走进部队时，仍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年轻人。那时的人民解放军，战斗任务紧迫，文化教育也没有被搁置。识字班、读报组和连队教员，承担着帮助战士认字、记事、写信的任务。高玉宝后来能写出《高玉宝》，并非只靠个人苦读，也与这种军队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高玉宝1927年出生，幼年家境贫寒，长期处在半文盲状态。参军后，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先后立过六次战功。枪法、行军和作战，他可以凭训练完成；可一到写材料、读文件，困难便显露出来。

1948年，东北野战军四纵司令员吴克华视察部队时，高玉宝曾向他询问汉字写法。这件小事后来被多次提及，原因不在于情节有多传奇，而在于它显示出部队对战士文化成长的重视。高玉宝还向驻地老人和身边战友请教，遇到不会写的字，便用图画或符号暂时代替。
写作的念头，起初并不复杂。他想把自己的童年、参军经历和战场见闻记录下来，让别人知道穷苦孩子是怎样走进军队的。可是，想法落到纸面，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有人问他：“字还认不全，怎么写书？”高玉宝回答：“不会的先记下来，再想办法学。”
这份稿子后来送到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得到郭永江等文化工作者的帮助。郭永江曾任文艺科、艺术科负责人，负责部队文艺作品的编辑和指导。他们没有把高玉宝的文字困难视为创作障碍，而是帮助他整理叙事、补充文字、调整结构。作品因此从个人记录，逐渐变成带有自传色彩的文学作品。

《高玉宝》中的“周扒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志人物传记。高玉宝以辽宁农村生活为基础，把自己和乡亲们见闻中的若干地主特征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又沿用了周春富的真实姓名。这样的写法增强了故事的具体感，却也埋下了文学形象与历史人物相互重叠的问题。
小说里的周扒皮，精于算计、苛刻吝啬，“半夜鸡叫”等情节由此成为地主剥削的典型叙事。可在黄店屯的地方记忆中，周春富的身份和家产情况并没有小说写得那样单一。家族后人孟令骞在采访和文章中提到，周春富除了经营土地，还办过染坊、小卖店，家族财富的形成与经营、置业及乡村土地关系有关，并不能仅用“靠剥削发家”概括。

这并不等于替周春富翻案。土地改革时期，地主身份意味着对土地、债务和雇佣关系的重新审视，个人在乡村中的实际行为，也会被放进阶级关系中判断。周春富于1949年去世，关于其具体死因和遭遇，后来的家族叙述与社会流传并不完全一致，相关细节需要以地方档案和当事人材料相互参照。
《高玉宝》的传播，正发生在土地改革和革命文艺紧密结合的年代。1948年至1955年间，部队文艺既承担记录生活的任务，也承担教育和宣传功能。小说经过修改后逐步刊载，1952年8月，高玉宝曾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接见；1955年4月，《高玉宝》正式出版，战士作家的身份由此广为人知。

作品影响越大，人物标签便越牢固。“周扒皮”很快超出小说本身，成为地主形象的代名词。文学需要集中矛盾，历史却往往充满层次；一个人物一旦被塑造成符号，真实姓名、家族关系和后代生活，都会被笼罩在这个符号之下。孟令骞在2005年采访高玉宝，并于2009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相关文章，正是对这种重叠关系的追问。
高玉宝的创作价值，主要在于它记录了一个普通战士从文化困境走向写作的过程，也保存了战争年代基层生活的某些切片。至于周春富，则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中的完整形象。文学作品可以表现时代矛盾，却不能替代对具体人物、土地关系和土改过程的史料考察。џ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