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病逝，临终前交代比他小29岁的娇妻：可改嫁，但务必切记一件事
1930年代初的上海，陈独秀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住处不再是众人瞩目的场所，而是一处普通民居。对门邻居潘兰珍只知道，这位中年男子喜欢读书，言谈不多，生活也相当拮据。
那时的陈独秀，政治处境早已发生变化。1929年，他被开除党籍；此后又受到国民党方面通缉，只能在上海隐居。曾经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转眼间成了需要谨慎行动的“危险人物”。
潘兰珍的出身，与陈独秀几乎处在两个世界。她早年家境贫寒，曾在上海工厂做包身工，长期受人控制和欺压。后来婚姻生活同样不顺，孩子夭折后，她只能独自谋生。对于一个没有稳定收入和社会依靠的年轻女性来说，上海并不宽容。

两人相识后，潘兰珍逐渐与陈独秀共同生活。直到1932年10月，她才从外界得知陈独秀的真实身份。这个名字意味着声望，也意味着危险。有人劝她离开，她没有立即这样做，而是选择继续照料这位比自己大约29岁的男人。
这段关系不能简单用“爱情”二字概括。陈独秀失势之后，身边的政治资源几乎消失；潘兰珍则要面对年龄、身份、见识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一个需要生活照料，一个需要找到安身之处，两人的结合，本身就带有动荡时代的印记。

1932年被捕后，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潘兰珍曾前往探望，生活上的照应也没有因此完全中断。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战局势变化，陈独秀于1937年获释。出狱并不等于生活恢复正常，他没有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经济来源和居住问题仍然十分紧张。
1938年6月，陈独秀迁往重庆，后来又到了江津。抗战时期的重庆人口拥挤，物价上涨，疾病和空袭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加困难。陈独秀年近六旬，身体状况已经不佳，潘兰珍承担了大量家务和照护事务，外界的帮助也变得不可缺少。
邓仲纯等友人曾给予接济，何之瑜、章士钊等人也设法为他请医。陈松年作为儿子，同样尽力分担。可这些帮助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无法消除长期贫困和病痛。陈独秀到江津书店看书，常常没有钱买书，甚至曾因身体不适由友人扶助，这类琐事比宏大叙事更能说明他的晚年处境。

1939年初，陈独秀一家定居鹤山坪。这里远离政治中心，环境相对安静，却没有改变他的身体状况。读书、写作仍是他每天的重要事情，遗憾的是，1940年前后寓所曾发生失窃，部分手稿遗失。对一个把文字视为精神寄托的老人来说，这种损失并不只是财物问题。
病情加重后，陈独秀越来越依赖身边人。潘兰珍负责饮食起居，也要应付看病、筹钱和迁居等现实难题。有关资料记载，陈独秀临终前曾对她说：“你还年轻，可以改嫁。”随后又叮嘱：“要找一个好人，不要找坏人。”
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劝她离开，而在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去世后，潘兰珍必须独立面对生活。陈独秀没有留下足以保障她后半生的财产，也无法凭借昔日声望替她安排未来。“找个好人”，说得朴素，却包含着一个病中老人对现实的判断。

1942年5月27日晚，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病逝，终年62岁，葬于江津，后来迁葬安徽怀宁故乡。潘兰珍失去的，不仅是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也失去了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依靠。
此后，她曾在农场和小学做事，努力维持生计，后来再婚。由于相关资料有限，再婚丈夫的具体身份和经历并不宜过度渲染。1949年10月30日，潘兰珍在上海病逝，终年约42岁。陈独秀临终留下的那句叮嘱，也成为两人共同生活最后可以确认的记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