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肖华在北京街头偶遇一名卖烟小贩，仔细一看：这不就是杀害黄骅的凶手吗？
1950年，北京街头，肖华在处理一桩旧案时，认出了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这个人不是普通商贩，而是当年参与杀害黄骅的潘特。多年过去，案件中的人有的死亡，有的逃亡，有的改换身份，但档案和记忆并没有因此中断。
抗战时期，党和军队面对的危险，并不只来自日军扫荡。干部腐化、军纪松弛、叛徒潜伏，同样可能从内部破坏根据地秩序。黄骅遇害一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黄骅1911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曾因生活所迫外出谋生。1926年前后，鄂东南农民运动兴起，他接触到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组织，逐渐从一个贫苦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这条路并不平坦。1928年5月，阳新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柯松涛牺牲，对当地青年冲击很大。黄骅没有因此退缩，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红军，在战斗和行军中接受锻炼，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革命队伍中的干部，许多都来自乡村。黄骅的经历说明，基层组织不仅承担动员群众的任务，也承担着培养干部的责任。没有长期的组织生活和战场考验，一个普通青年很难成长为军政领导者。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黄骅被调往冀鲁边区工作，担任冀鲁边区军区副司令员、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这里地处河北、山东交界，敌伪据点密集，部队活动条件艰苦，军政关系和纪律问题都十分敏感。

当时，邢仁甫担任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六旅旅长，级别和影响力都高于黄骅。随着工作接触增多，黄骅对部队纪律、干部作风等问题提出批评。邢仁甫的生活作风和权力观念，也逐渐受到组织上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邢仁甫并非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敌人。他曾经参加革命，也担任过重要职务。正因如此，他的变化才更具危险性：手中有兵，有关系，还熟悉组织运行方式。一旦个人私欲压过组织纪律，破坏力远超普通叛徒。
1942年底至1943年间，邢仁甫曾多次谋划对黄骅下手，但因警戒、人员和时机等原因没有得逞。黄骅并未因个人安危停止工作，仍在冀鲁边区推进部队整顿。两种态度的差别，已经不只是性格冲突，而是组织原则与个人权力之间的对立。

1943年6月，黄骅在大赵村参加工作会议时，邢仁甫的亲信突然发动袭击。黄骅和四名同志遇害，现场秩序随即陷入混乱。这不是普通的私人报复，而是发生在抗战根据地内部的有组织刺杀，影响极为严重。
案件发生后，山东党政军机关迅速展开调查和追捕。冯冠奎、潘特、刘永生等人被列为重要涉案人员。冯冠奎后来死于日方控制之下，刘永生逃亡后被捕并被处决，潘特则在多年后以卖烟小贩身份出现在北京街头。

肖华认出潘特后，相关情况得到进一步核实。据有关回忆，肖华当时只说了一句：“你还认得我吗？”潘特没有回答，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个细节之所以被记住，并不在于街头偶遇本身，而在于旧案责任并未随着战事结束而消失。
邢仁甫在事件后逃往沿海一带，曾藏身于新海县海边的望子岛。1949年后，他又成为国民党方面的地方武装人员，继续躲避追捕。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有关方面将其捕获，经过审理，邢仁甫于1950年被执行死刑。
黄骅牺牲时32岁，正处在军政经验不断成熟的阶段。邢仁甫案留下的教训也很明确：战争环境越复杂，军队越不能以战功代替纪律，职务越高，越需要接受组织监督。1943年的那场刺杀，夺走了黄骅等人的生命，也促使边区进一步清查内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