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公开发声！批评公开举报乱象：举报没问题，可流量真能替人定罪吗？

8月15日18时24分，胡锡进发文称，通过互联网搞举报，还在网上动辄上纲上线，这股风气正在扩散。

他认为，公民依法举报没有问题，可向有关部门递交违法违纪线索，和直接把举报材料摆到网上，本身就有明显区别。

后一种做法往往伴随着舆论动员，很容易把某个人或者某家机构推到舆论中心，甚至形成现实压力。

我觉得，这件事不能简单站队，说公开举报都对，或者公开举报都不对。

真正该盯住的，是举报有没有事实依据，有没有从“提出问题”走到“发动围攻”。

普通人面对强势一方时，理性、有事实依据的网络线索曝光，确实可能推动问题得到关注；可一旦脱离证据演变为全网围攻，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蒋方舟的事情就很有代表性。

7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通报，认定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构成学术不端，并撤销其硕士学位。

学校核查发现，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也没有列入参考文献。

在我看来，这件事恰恰说明，网络上的举报只能是线索入口，不能直接充当结论。

网友可以质疑，也可以继续提供材料，可学术不端究竟成不成立，还是要经过论文比对、调查、申辩和正式程序。谁的帖子转得多，不能成为判定学术问题的尺子。

再看贾浅浅。

7月15日，西北大学公布调查结果。

贾浅浅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共有16篇，其中9篇存在多处段落、语句与他人已发表作品重复且没有注明来源等问题，6篇存在个别文字重复、引用标注不规范，1篇未发现引用不规范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经审议认定其硕士学位论文存在抄袭，学术不端行为属实，硕士学位被撤销；西北大学也撤销其副教授职称和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并按程序撤销教师资格。

我觉得，这个案例和蒋方舟放在一起看，意思就很清楚了：举报可以把问题送进公众视野，但决定处理结果的，仍然应该是证据和程序。

材料查不实，不能靠情绪把人压下去；材料查实了，也不能因为当事人有名气就轻轻带过。

古爱华引起的争议，又是另一种情况。

7月31日，敦煌市相关部门透露，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招聘的外籍主播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

针对网上关注的待遇问题，当地明确表示，网传“90万元”并不是年度薪酬，工资待遇为每年税前30万元，年度考核合格后每年发放生活补助3万元，连续发放10年。

聘用满3年且在当地购房，可一次性获得30万元购房补助，聘用未满10年还需要退还部分补助。其实际年度薪酬约为税前33万元。当地还表示，针对招聘合规性等问题已经成立调查组核查。

我的看法是，公众追问财政资金怎么花、招聘程序合不合规、岗位条件设得合不合理，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说。

可如果还没等调查结果出来，就从个人经历一路推导出各种严重指控，那就不是单纯追问了，而是在用结论倒推证据。

胡维佳的名字也曾被部分网络讨论带入相关话题。

能够由公开资料核实的是，环球时报社2022年2月公布的持有记者证人员名单中确实存在“胡维佳”这一姓名。

除此之外，涉及个人身份关系和经历的其他网络说法，目前缺少足够权威公开材料支撑，本文不作判断。

更值得看的，是8月14日贵州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一份通告。

这份通告一边欢迎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边明确提出，举报线索要客观真实，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不能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

通告还把假借“舆论监督”、网络爆料、自媒体曝光制造舆论压力并索取财物的“舆情敲诈”，以及有组织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等行为列入相关线索征集范围。

在我看来，这个尺度已经说得很直白：该举报的可以举报，该监督的也可以监督，可“举报”两个字不是随意造谣、围攻别人甚至牟利的通行证。

还有一个正在推进的制度节点，也和胡锡进谈的这个问题直接相关。

7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8月28日。

征求意见稿把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违法集中公开个人信息、持续网络恐吓和骚扰等行为纳入治理范围。

更关键的是，第59条明确提出，依法通过网络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或者实施舆论监督的，不适用这部征求意见稿。

网络举报本身不是洪水猛兽，依法监督也不该因为反网暴就被堵住；真正要防的是借举报之名搞造谣、开盒、人肉搜索和群体围攻。

说到底，一个健康的舆论场既不能让有问题的人靠身份躲过监督，也不能让普通人因为一次未经证实的指控就被流量判了“有罪”。

我的看法很明确：举报可以公开，质疑也可以尖锐，但证据必须跟得上，程序必须接得住。让事实决定事情有没有问题，而不是让热搜决定谁对谁错，这才是互联网公开举报应该守住的那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