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台北街头寒风刺骨。陈宝仓把妻子和四个孩子送上开往香港的货轮时，最小的女儿还拽着他的衣角问：“爸爸什么时候来？”
 
 
1949年冬天，台北基隆港码头。海风裹着咸腥味直往人骨头缝里钻，广播喇叭一遍遍喊着旅客排队受检。
 
 
陈宝仓站在码头一根立柱的阴影里，把妻子师文通和四个孩子送上那艘开往香港的货轮。
 
 
最小的女儿走了几步突然回头，拽着他的衣角问：“爸爸什么时候来？”陈宝仓没回答，手指攥得指甲掐进掌心。
 
 
妻子蹲下搂住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头也不回地进了船舱。
 
 
汽笛响了，船尾翻起白浪，船身缓缓驶离。
 
 
陈宝仓直到船影彻底消失在海雾里，才从立柱后面走出来。
 
 
陈宝仓1900年生于北京，父母早亡，14岁考入袁世凯办的陆军预备学校，后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
 
 
毕业后在阎锡山部从排长升至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认清抗日才是军人本分。
 
 
抗战爆发后加入张发奎部队，淞沪会战时在昆山死守百天，转战安徽时右眼被炸伤，军医要抬他走，他用绷带包头继续指挥，从此得外号“独眼将军”。
 
 
1945年日本投降，他作为国民党代表在青岛接受日军献刀。
 
 
可战后内战又起，他不想打，又因把物资“遗失”给解放军被疑“资共”，遭免职。
 
 
1948年春他在香港秘密加入民革，经吴仲禧介绍接受潜伏任务。
 
 
1949年初夏，他弄到“国防部”中将高参委任状，赴台。
 
 
他把妻儿也带到台北，住永康街13巷7号。
 
 
为了工作方便，他装成闲居将军，暗地里联系上吴石将军。
 
 
吴石是“国防部”参谋次长，两人配合，陈宝仓利用职务搜集台海军防驻军、工事图等，亲手整理绘制成表，经吴石转香港送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台北，他默默在屋里饮尽一杯酒。
 
 
但岛内白色恐怖日渐严重，街上宪警拦查，军用吉普昼夜巡逻。
 
 
一天女儿陈禹方放学回家，说看到一辆卡车拉着五花大绑的人，背上插着罪名牌，说是共产党奸细要处决。
 
 
陈宝仓当晚就把妻子叫进里屋，压低声音商量。
 
 
他知道身份迟早暴露，必须把家人送出去。
 
 
他找到英商怡和洋行老同学顾伯诚，借来三张“贸易观察团家属”船票，目的地写香港。
 
 
他跟妻子说让她们去香港照看生意，妻子觉得不对劲，要一起走，他故意找茬吵架，逼她离开。
 
 
临别前，他塞给妻子两枚小金条，又把孩子常玩的皮球塞进行李。
 
 
1950年1月29日，妻子带四个孩子登船离台。
 
 
小儿子陈君亮因服役年龄不能走，他又托人搞到因公赴港采购证明，1月底也抵达香港。
 
 
全家六口全部脱险，台北永康街的房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1950年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吴石和陈宝仓。
 
 
3月1日吴石被捕，特务在他家中搜出陈宝仓手写的情报。
 
 
陈宝仓随即被捕，住处搜出他整理的防务图表。
 
 
面对审讯，他只说与吴石是正常工作关系，拒不供出他人，酷刑之下咬牙不开口。
 
 
国民党档案里用“狡狯”和“镇定”形容他。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陈宝仓与吴石、朱枫、聂曦一同被押下卡车。
 
 
他提了一个要求，希望面朝大陆方向，然后自己转身向西北站定。
 
 
枪响，他倒在血泊中，时年50岁。
 
 
噩耗传到香港，妻儿痛哭。妻子师文通后来对孩子们说：“做革命工作，早就料到你们的父亲会遇到这一天的。”
 
 
陈宝仓牺牲后，友人设法从火化厂取回骨灰，女儿的同窗殷晓霞把骨灰密封绑在腰上，游泳偷渡到香港，再带回大陆。
 
 
由于身份绝密，大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迹。
 
 
1951年，李济深为其开具遗属关系证明。1952年，毛主席签发北京字第0009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1953年9月，骨灰公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李济深主持公祭，悼词称他“自动要求前往台湾协助吴石同志进行策反工作……不幸事机不密，终以身殉国”。
 
 
2026年清明节，央视《国家荣光》节目首次公开他的潜伏身份档案，这段尘封七十多年的历史终于被世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