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陈伟兰被分到西藏，父亲是陈云。

按理说,一句话就能把她留在成都,可陈云偏偏一个字都不肯说。

1968年8月，陈伟兰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分配名单一出来，是西藏，气候不适应、风土人情都陌生，18岁的姑娘心里直打鼓。有人看不下去，出主意：让你爸跟领导打个招呼，留成都多好。这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没含糊，据记载告诉女儿：这招呼我不能打，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

这不是一句场面话。陈云那些年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位置摆在那儿，一个电话的事。可他偏偏卡在这道坎上不松口，理由也简单——别人家孩子能吃的苦，他女儿没道理躲。

陈伟兰后来回忆，出发那天，父亲叮嘱她再大的困难也别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这句话她记了很多年，说每次遇到坎，一想起父亲这句话，心里就有底气。西藏部队条件苦，冰天雪地，是她从没经历过的磨炼。她在那待了几年，后来复员到北京一家电视设备厂，从工人做起，一路读书、工作，几十年后做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这不是陈云一个人的固执。他家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接触只给他看的文件,不准搭他的车。他妻子于若木在中央机关上班，跟陈云顺路，却坚持骑自行车，从未搭乘陈云的小汽车，还开玩笑说家里停了两辆红旗，一辆是摆设。70多岁那年，于若木骑车途中摔断了脚骨，陈云这才不让她再骑。陈云去世第二天,那辆车就被她主动交还给了中央办公厅。

二女儿陈伟华的经历也差不多。她被分到怀柔山区当乡村教师,一干十年。陈云听说条件艰苦,不是想办法调她回来,而是叮嘱她不要穿皮鞋，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别搞特殊。同事有狗皮褥子御寒，伟华想家里也买一个，陈云反复问是不是人人都有，最后没批。1977年恢复高考，伟华想请母亲的朋友辅导功课，陈云一句话堵回去：这叫走后门。女儿最后凭自己实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五个孩子，没有一个例外。大女儿骑车带着妹妹上学,儿子考上大学自己驮行李去报到，没人用过家里的特殊身份换一点方便。于若木后来总结这个家的规矩，说得很直白：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不搞特殊化。

陈伟兰在西藏吃的苦，换不来一句求情的话，这在旁人看是不近人情。可正是这份不近人情，让她后来吃过的苦都变成了自己的底气。父亲没给她开后门，却给了她一句能撑很多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