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出席九大受阻之际，周恩来转述毛主席评价：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1935年9月，陕北根据地，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抵达这里。对这支部队来说，长途转战并未结束；对陕北革命力量来说，一支久经战斗的主力到来，改变了当地的军事格局。
红二十五军此前长期活动在鄂豫陕地区，部队规模虽不算庞大，战斗力却很强。徐海东善于在兵力有限、补给困难的条件下寻找战机。抵达陕北后，他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随后组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这次会师的价值，不只是增加了几千名战士。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急需一个能够立足的战略支点；陕北红军则需要更有经验的主力部队协同作战。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既加强了根据地防御，也为中央红军落脚提供了条件。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此时的陕北并不安稳，敌军仍在组织“围剿”，红军必须迅速恢复机动能力。红十五军团随即投入作战，在张村驿等地展开行动。徐海东的指挥风格很实际：先摸清敌情，再集中力量打击薄弱环节，不轻易把部队消耗在无把握的硬拼上。
毛泽东对徐海东的军事能力有清楚判断。会师之后，他曾写信表示感谢和鼓励，后来还多次谈到徐海东对革命的贡献。那句“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并非单纯的私人称赞，而是对其在关键时期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的评价。
有一个细节常被提起。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后勤压力很大，杨至成等人曾向中央报告物资困难。根据有关回忆，毛泽东以借条形式向徐海东所在部队筹借经费，原计划数额与实际援助数额还有不同说法，但徐海东确实把本部队能够调出的物资和经费拿出来支援中央红军。

这件事看似是钱粮往来，背后却是部队对全局的判断。红十五军团自身同样缺衣少粮，徐海东没有只顾本部队，而是把中央红军的生存问题放在更大的战略位置上。战争年代，粮食、弹药和被服往往比口号更能检验一支队伍的组织关系。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开始。2月20日晚，红十五军团向黄河东岸发起渡河行动。黄河并非普通障碍，水流、渡口、敌军沿岸据点，都可能使渡河部队暴露在火力之下。徐海东需要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过河”，还包括过河后如何迅速展开，避免部队拥挤在狭窄地带。
部队渡河后，红军在山西境内连续作战，打击晋军据点，扩大了活动范围。阎锡山控制山西多年，对红军东进十分警惕，曾悬赏缉拿徐海东。悬赏具体数额在不同材料中并不完全一致，但晋军把他视作重点对手，说明徐海东的战场影响已经引起地方军事当局注意。

东征的意义也不止于攻占几个据点。红军借此向山西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同时宣传抗日主张，争取群众支持，为后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条件。徐海东在其中承担的是一线指挥责任，既要敢于进攻，也要控制伤亡，保存部队持续作战的能力。
然而，军事功绩并没有使徐海东在后来始终处于顺境。新中国成立后，他因长期负伤和疾病，身体状况一直很差。1966年以后，政治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许多老一辈革命干部受到冲击，徐海东也遭遇了不公正对待。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徐海东的出席问题一度受阻。周恩来为此进行协调，并向毛泽东报告相关情况。经过讨论，徐海东最终获准参加大会。由于身体虚弱，他到会时需要工作人员提供轮椅等辅助。周恩来曾表示：“徐海东同志应该参加九大。”这句话体现了对革命功臣政治身份的维护。
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徐海东虽以病弱之身出席，但此后的处境并未立即改变。1970年3月25日，他在郑州病逝，终年六十九岁。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政治环境的彻底纠正。
1979年1月，全国政协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徐海东举行追悼大会，相关错误得到纠正，名誉正式恢复。徐海东从陕北会师、红十五军团建设，到东渡黄河参加东征，其革命经历和历史地位由此重新得到完整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