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傅斯年整顿北大，30多名伪教授集体求饶，他将顶尖学者容庚扔出大门，一句话让鲁迅弟弟周作人沦为笑柄
 
 
时间拉回1937年，北平陷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紧急南迁，组建西南联大。学校给所有教员开放了南迁通道，还贴了路费。
 
 
大部分人都跟着走了，但有人没走。钱稻孙、周作人、容庚留了下来。
 
 
到了1939年，伪临时政府办起伪北京大学，钱稻孙当伪校长，周作人当伪文学院院长。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转身成了伪政权的文化招牌。
 
 
傅斯年那时在昆明主持史语所，每次听到沦陷区的消息就拍桌子骂，说读书人没了骨头，比亡国还可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傅斯年在重庆街头愣了几秒，冲进杂货铺抢了瓶酒灌下去，举着手杖挑着帽子又蹦又跳。疯完了，脸一沉，在路边站了半天，对身边学生说了句，北平那边的事该办了。
 
 
这时候，伪北大的教授们已经慌了神。周作人先动笔，给朱家骅写了封信，自称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要求转告傅斯年关照一下。
 
 
信里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傅斯年拆开信脸色就变了，当场口授回信，说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是党派斗争的事，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远改不了。
 
 
这句话一出，周作人彻底沦为笑柄。一个自诩前辈的人，被自己当年的学生当面斥为大汉奸，还公之于众。
 
 
1945年11月，傅斯年正式就任北大代理校长，替还在海外的胡适出来收拾局面。他对伪北大教职员的处理没有半点回旋余地，撂下一句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他说要扫荡所有附逆教员，绝不允许北大留存这类人。
 
 
消息传开，伪教授们通过各种渠道求情，他的回答只有一句，一个也不留。1945年11月28日，《大公报》的标题就是“傅斯年谈伪北大教职员，一个也不留”。
 
 
软的走不通，有人来硬的。
 
 
容庚就是那个硬闯的人。他是古文字学大家，《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是他的扛鼎之作。1928年傅斯年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里，容庚排在第11位。傅斯年当年很看重他。
 
 
但抗战八年，容庚留在了北平，在伪北大任教。他的理由有三条：日寇必败，不必跋涉；离了书本不能写作；多年搜集的书籍彝器不忍舍弃。他还在伪北大期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
 
 
傅斯年不认这些理由。他说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上做榜样，北大原先请全体教员内迁，除了周作人等一二人外，没走的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了。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任何伪校之人。
 
 
容庚写了封万言书自我申辩，打动不了人。他又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从北平追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要当面说几句。那天傅斯年在办公室看文件，听说容庚来了，让人进来。
 
 
容庚推门进去，话还没出口，傅斯年就从椅子里弹起来，手指戳到容庚鼻尖，拍案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
 
 
容庚脸色刷白，他本来就有口吃，这时候一个字也说不利索。傅斯年朝门外吼，让人把他架出去。两个职员冲进来，一左一右架住容庚往外拖。
 
 
拖到大门口手一松，容庚整个人坐进泥水坑，长衫湿透，膝盖全是黑泥。第二天《新民报》头版报道，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容庚后来托人传话说知罪了，要重新做人。傅斯年只回了两个字，晚了。容庚只能南下岭南大学，终生没再踏进北大校门。
 
 
消息传到北平，周作人坐在8道湾11号的书房里。1945年12月1日，北平各报刊出重庆专电，傅斯年说伪北大教职员均系附逆，将来不可担任教职；伪北大学生应以学业为重，经过补习可转入北大。
 
 
周作人看到报纸，在日记里写：“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这是在拐着弯骂傅斯年。
 
 
但他没想到，就在写下“驴鸣”那篇短文的第四天，1945年12月6日，他因汉奸罪被捕入狱。那篇短文成了他汉奸生涯的绝响。
 
 
最终，傅斯年把包括周作人、容庚在内的30多名伪教授驱逐出北大。但对伪北大学生，他说青年何辜，抗战爆发时不过十二岁孩子，主张善为待之，经过甄别补习可予以就学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