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奸商王康年、李寅等7名主犯死刑，当日下午在上海江湾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后， 即被执行死刑枪决。
 
 
1953年2月28日下午，上海江湾体育场挤满了人，看台上黑压压一片，连跑道边都站满了赶来旁听的市民。
 
 
主席台上法官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
 
 
被押在最前面的男人三十七岁，戴副眼镜，穿件灰色外套，看上去文文静静，可就是他，在抗美援朝打得最惨烈的那几年，把黑手伸向了前线流血的志愿军伤员。
 
 
这人叫王康年，浙江杭州人，早年开过一家叫大康药房的西药店。
 
 
这人做生意不走正道，老想着空手套白狼，收了人家的定金交不出货，在上海医药行当里名声早就臭了。
 
 
1951年，抗美援朝进入关键阶段，前线急需消炎药品。
 
 
志愿军某部后勤人员带着三亿多元旧人民币的货款找到大康药房，要采购一大批消治龙药粉和氯霉素。
 
 
三亿多元旧币在当时是笔巨款，王康年眼睛都没眨就接下了订单，可他库房里根本没那么多现货。
 
 
他打的算盘是拿这笔购药款去填自己以前的旧债，至于前线伤员的死活，他压根没放在心上。
 
 
到了该交货的十二月中旬，王康年交不出药，就把仓库里的热水袋、过期药品、发霉变质的纱布绷带胡乱打包送上了火车。
 
 
前线战地医院打开箱子一看，气得直跺脚。
 
 
更可恨的是，他把磨碎的玉米芯粉装进药瓶冒充消炎药，伤员用了这些假药和劣质纱布，伤口大面积化脓感染，很多本可以救回来的战士活活丢了性命。
 
 
野战医院的军医起初还以为是运输途中出了问题，后来拆开新到的药箱才发现，瓶子里装的哪是什么氯霉素，全是黄乎乎的玉米面。
 
 
消息传到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拍了桌子，当即给国内发报，把假药事件原原本本报告了上去。
 
 
1952年初，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带着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假药样品和发霉的绷带赶到中南海。
 
 
毛主席戴上眼镜仔细看了那些东西，脸色铁青。
 
 
聂荣臻把药瓶子往桌上一放，说了句“前线战士用的就是这种东西”。
 
 
毛主席立刻给上海市长陈毅发了电报，要求彻查这批药品的来源。
 
 
陈毅接到命令后迅速组织调查组，他们没有急着查药，而是从银行账目入手，很快发现大康药房的资金进出和志愿军购药款对得上。
 
 
调查组直奔汉口路的大康药房，在库房里搜出了大量玉米芯粉、过期药品，还有二十多本行贿账册。
 
 
账册上记得清清楚楚，王康年为了拿到订单和蒙混过关，向几十个国家机关的干部行贿，请客送礼、代付住宿费，什么都干。
 
 
他还得意洋洋地吹嘘说“大康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所”。
 
 
靠着这些手段，他用同样以次充好的方式骗了二十多个国家机关的货款，拖到最后交不出货的比比皆是。
 
 
面对搜出来的铁证，王康年开始还想狡辩说货物被人调了包，可调查人员把前线送回来的空药瓶摆到他面前时，他瘫在地上，老老实实交代了全部罪行。
 
 
1952年2月4日，王康年因涉嫌诈骗被正式逮捕。
 
 
案子彻底查清后，1953年2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法院开庭宣判，认定王康年犯有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三项罪行，依据《惩治贪污条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天下午，公审大会在江湾体育场召开，几万名群众亲眼看着这个戴着眼镜的男人被押上台。
 
 
从宣判到押赴刑场，王康年始终面无表情，看不出后悔还是害怕。
 
 
枪声一响，这个曾经害死无数志愿军伤员的奸商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跟王康年同一天被处理的，还有汉口福华电机药棉厂的经理李寅廷。
 
 
这人更缺德，从尸体堆和垃圾堆里捡腐烂棉花做成急救包供应前线，里面全是化脓菌和破伤风菌，造成大量伤员不该残的残了，不该死的死了。
 
 
李寅廷同样被判处死刑，当天一起执行。
 
 
王康年被枪毙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们悲愤交加。
 
 
那些牺牲在假药和劣质纱布下的战友，没有倒在美军的炮火里，却倒在了自己人手里。
 
 
这起案子震动了全国，也直接推动了“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仅上海一地就处理了近万起违法案件。
 
 
王康年的大康药房随即宣告破产，这个靠发国难财起家的骗子，终究没能逃过人民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