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党的八大选出了领导核心，一位党的主席，即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位党的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总理，朱德和陈云。原来的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病逝了，陈云递补上来。

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举行。
会后公布的名单中，毛主席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副主席，邓小平当选总书记。六个人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如果只看姓名，这张名单很像1945年七大“五大书记”的延续。
毛主席还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还在，任弼时已经病逝，陈云出现了。五个人似乎仍是五个人，只换了一把椅子上的姓名。

可1956年真正值得看的，恰恰不是谁坐上了任弼时留下的位置，而是那把“椅子”本身已经不存在了。

1945年七大以后，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战争年代的中共中央，需要处理的是瞬息万变的军事、根据地、党务和统战事务，最高层人数少，决策集中，五位书记形成了一个高度紧密的领导中枢。

这个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已经开始变化。

1950年解决的是一个领导成员因病去世以后，中央日常工作怎样接续；1956年面对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已经执政七年、管理全国的大党，最高领导机构究竟应该怎样运转。

战争已经结束，中央每天面对的事情却更多了。
国务院有庞大的行政事务，国家进入工业化建设阶段，财政经济需要统筹，外交事务不断增加，各地党政机构也已经铺开。原先依靠几位书记高度集中处理事务的办法，要承担这样的工作量，组织压力越来越大。

八大召开前，中央因此没有简单复制“五大书记”。
1956年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讨论八大选举问题。毛主席提出的方案是，一位主席之下设置四位副主席，准备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担任；另外设置书记处，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

四位副主席同时出现，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刘少奇长期承担中央党务工作，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朱德资历深、在党和军队中具有重要地位，陈云又长期承担中央财经和综合工作。把几位长期处在不同工作中枢的人同时放进最高层，可以让重大事务由多人共同承担，也可以减少中央运转对个别领导人的过度依赖。

毛主席在那次讲话中谈得很具体。他考虑的甚至包括领导人因病、意外而突然无法工作的情况。
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大的党，最高层如果只有极少数几个支点，一旦其中有人不能工作，影响会迅速向整个组织传导，他把增加副主席形容为给自己多设几道“防风林”。

这不是一张接班顺序表。
八大党章只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并没有规定四位副主席按照某个顺序自动接任主席。毛主席考虑的是领导连续性，是让中央即使失去其中某一个支点，仍能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另一项变化更深。
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的关系重新规定下来。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书记处则在政治局和常委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还是“书记处”三个字，分量和位置却变了。
1945年的五大书记，本身就在最高领导中枢之内。1956年的书记处则成为承担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最高决策中枢落到了政治局常委会。

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正处在这两个环节的连接点上。

所以，八大后的领导格局如果只数毛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就会少掉一个关键人物。1956年形成的常委会是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六个人。陈云延续了七届后期已经形成的中央工作格局，邓小平的进入，则让新的常委会与新的书记处同时运转起来。

毛主席当时甚至考虑过自己以后退出主席职务的问题。

八大党章因此留下了设置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条款。这个设想后来没有落实到毛主席本人身上，也没有发展成一套完整的领导职务退出制度，却反映出1956年那次调整所考虑的范围，已经超过一次普通的人事选举。

这种设计也有自己的边界。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又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往后的中央领导结构继续发生变化。

可回到9月28日，变化仍然非常清楚。
1945年，五位书记坐在中央最高领导中枢；1950年，任弼时病逝，陈云接续了书记处工作；1956年，中央没有再把第五把椅子简单交给谁，而是把整个座次重新排了一遍：上面形成六人政治局常委会，下面由书记处承担中央日常工作。

任弼时留下的是一个人的空缺，陈云早在六年前已经补上。
八大处理的，则是一个执政党怎样让最高层在人员可能变化的情况下仍能继续转动。

因此再看那张名单，最值得留意的已经不是五个人之间谁替代了谁。

毛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外，还有邓小平这个总书记；“五大书记”也不再以原来的方式存在。1956年9月28日改变的，既有人，也有他们身下那套中央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