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党中央抓捕许世友次子，许世友得知后当即坚决表态：一定要枪毙！
1985年秋，南京东郊中山陵附近，许世友病情加重，家人正在等待从外地赶回的许建军。这个迟来的身影，牵连着一桩持续数年的案件，也牵连着一位老将军最难处理的父子关系。
许世友一生带兵，最看重的就是军令和纪律。对他而言，子女可以没有显赫职位，却不能因为父亲的身份获得特殊照顾，更不能触碰党纪国法。这样的家教，早在孩子们年幼时便已经形成。
许家共有七个子女，三个儿子、四个女儿。许世友并没有把他们护在身后，反而常常要求子女到艰苦岗位锻炼。女儿华山进入军校后，一度难以适应严格训练，家中有人希望父亲出面照应，许世友的态度却很明确：“该吃的苦，一点也不能少。”

这并不是冷漠。华山收到父亲来信时，信中既有批评，也有要求她坚持完成学业的勉励。许世友不替孩子铺路，但会要求他们把脚下的路走稳。军人家庭的父爱，往往不在言辞里，而在一遍遍近乎严苛的要求中。
长子许光的选择，也与这种家风有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在海军北海舰队任航海长，按常理说，留在部队继续发展并非没有机会。1956年以后，他回到河南新县，照料年迈的奶奶和母亲，后来在地方工作，担任过县级人大副主任。

有人替他惋惜。许光却没有把回乡看作退让。军队干部转到地方，身份、工作环境和生活节奏都要重新适应，尤其是在当时，回到家乡并不意味着轻松。家中长辈需要照料，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责任。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记者徐良文采访许光，看到的并不是一户依靠家名过优渥日子的家庭。许光居住简朴，待人低调，谈及父亲时也少有夸饰。许世友曾反复告诫子女，不能借自己的名望办事，更不能利用关系谋取私利。
正因为如此，1979年的那场风波才格外沉重。那一年，许建军在南京军区相关案件中被捕。由于当时军队正处在加强纪律、整顿作风的阶段，涉及干部和军人的问题，处理都十分严肃。聂凤智向许世友通报消息后，许世友的第一反应不是设法营救，而是要求依照军纪严惩，甚至表示如果确有罪责，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从轻发落。

这句话听起来十分决绝，却符合他一贯的处事方式。许世友不允许亲情成为干扰审查的理由，也不愿让部队产生“将门子弟可以例外”的印象。可军纪需要严明，案件事实同样必须经得起核查。随着调查深入，许建军被指控的问题并不能成立，案件处理出现了新的转折。
1985年，许建军最终被确认属于冤枉。遗憾的是，案件得到结论时，许世友已经病重。许建军当时在青海西宁，得知父亲病危后急忙赶回，但父子之间已经错过了能够从容相见的时间。许世友于1985年10月22日在南京逝世，终年80岁。
许世友晚年住在中山陵附近，生活仍然保持着军人习惯。院子里种些蔬菜，家中腌制咸菜，日常起居并不铺张。对一个长期身居高位的将领来说，这种简朴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更像是战争年代留下的生活本能。

许建军案件留下的，并不只是“父亲要求严惩儿子”这一层故事。它还呈现出军人家庭内部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纪律审查必须排除亲情干扰，而案件一旦出现差错，家庭承受的代价又远超普通人家。许世友坚持了前半句，却也在后来的事实面前承受了后半句。
许光回乡、华山从军、许建军蒙冤，几名子女走出的道路并不相同。但在许世友那里，标准始终只有一个：靠自己做事，按规矩做人。至于那场案件，结论写在1985年的调查材料里；至于父子二人，最终没有等来一次完整的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