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８年，王光美未打招呼直奔广东省委书记家中，见面后感叹：真让我没想到！
1988年，广州，王光美没有提前打招呼，直接登门拜访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她原本以为，省级主要领导的住所至少应有几件像样的家具，进门后却发现屋内陈设十分简单，生活痕迹与普通干部家庭并无太大区别。
这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并不只是“家里简朴”四个字。王光美看到的，是一名地方主要干部如何处理公与私的界限：权力用于推动工作，家庭则保持平常。林若的三个子女也没有走从政道路，各自通过学习和工作谋求发展。
这种家风并非孤立存在。林若在广东主持工作时，面对的是一片需要同时治理的复杂局面：经济体制正在调整，市场活力开始释放，森林资源却长期承受消耗，干部队伍中还出现了以权谋私等问题。几件事叠在一起，考验的不是口号，而是执行力。

广东的生态问题有着明确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木材、薪柴和开荒需求持续增加，部分地区植被遭到砍伐。按当时有关统计，广东森林面积曾由约1.5亿亩下降到6000多万亩。数字背后，是水土保持能力下降，也是农村生产条件变差。
林若没有把绿化停留在文件上。1986年，他组织进行森林资源空中考察，从高处俯瞰，许多地方的荒山秃岭一目了然。对地方干部来说，这种观察比会议材料更直接：哪些山头缺林，哪些区域水土流失，现场都能看清。

随后，广东把造林绿化同地方责任结合起来，推动干部、群众和基层组织共同参与，并设置相应的检查、奖惩办法。水南、黄溪村等地的实践，体现出一个朴素道理：山林治理不能只靠一次运动，必须落实到乡村、山场和具体责任人。
有意思的是，生态治理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割裂。广东在改革开放中承担先行探索任务，许多政策都要在缺少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推进。1979年起，肉类、蔬菜等多种商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地方市场由此开始摆脱僵硬的统一管制。
价格改革看似只是买卖环节的变化，实际牵动生产、流通和群众生活。价格能否反映供求，企业是否愿意扩大生产，基层干部敢不敢承担试验风险，都需要地方作出判断。林若支持乡镇企业发展，重视调动基层积极性，也努力顶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质疑和干扰。

广东的改革并不是一路顺风。旧的管理习惯仍在，新的市场秩序尚未成熟，政策执行稍有偏差，就可能引发社会议论。因此，地方领导既要敢闯，也要守住边界。生态治理强调长期投入，价格改革强调稳步推进，两者都不能靠急功近利解决。
改革环境变化之后，廉政问题也更加突出。资金、项目和经营机会增多，权力寻租的空间随之扩大。20世纪80年代，广东曾组织力量调查经济领域和党政机关中的违纪违法问题，设立专门办事机构，查处有关案件，追缴罚款和没收款项约1亿元。
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查了多少人、收回多少钱。若改革政策缺少纪律约束，市场活力可能被少数人利用；若干部队伍失去公信力，地方的政策试验也很难持续。反腐与改革并非两条互不相干的线，前者实际上为后者划定了秩序。

林若的个人作风，正是在这种工作环境中被人注意到的。他出身潮安商人家庭，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东江地区从事革命工作，后来长期在广东任职。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往往更清楚物质条件的来之不易，也更明白公私界限不能含糊。
王光美那次登门，没有留下复杂场面，却让一件小事变得具体：一位省委主要负责人，生活并未随着职位提高而铺张；子女也没有借助父亲的职务安排人生。到1993年，广东十年绿化计划基本完成，比原定目标提前两年。家具依旧简单，山岭却已经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