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盟友是否能真正实现战略自主？
答案是：很难。

尽管

“American companies account for a modest share of public spending abroad”
美国企业在海外公共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并不高。（图二）

但

“American firms play an outsize role in critical areas of government”
它们在政府运作的关键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

原因之一是同层次的替代者寥寥无几（“there are few good alternatives”）。在国防、情报、云计算和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美国企业往往凭借技术、规模与既有供应链形成优势，几乎很难找到提供功能相当的替代方案。

此外，长期协作早已形成深度绑定。更换供应商不仅意味着重新采购，还可能牵涉系统迁移、人员培训、数据转移、合规审查和安全风险，因此转换成本极高（“switching costs can be hefty”）。一旦关键系统、标准和服务体系建立在美国企业的产品之上，所谓“独立”便不再只是政治决策，而会变成一项代价高昂、风险复杂的系统工程。

即使盟友决意更换掉美国企业，考虑到特朗普总统的性格，也可能面临美国不同程度的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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