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将生物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规律简单套用于人类社会的思想，它否定了对弱者的人性化关怀，把社会竞争异化为残酷的“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法则‬。尽管这种思潮早在上‬世纪40年代已被宣告‬破产‬，但在现实中仍有‬抬头倾向‬，表现为绩效唯一化、资源倾斜化、分类固化、歧视化、威权常态化、胜者光环化和生存自私化等多种形式，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本质是以动物法则取代社会价值准则，扭曲公平与正义，破坏社会治理的科学性，玷污社会主义理念。面对这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现象，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加以纠正，以防社会竞争滑向非人化的歧途。 若19世纪中后期未出现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便无从谈起。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成为达尔文主义正式问世的标志。1877年，英国律师兼报纸编辑费舍尔在论文中，将英国对爱尔兰的占领称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直到20世纪初前，该词主要在欧洲大陆流行，英语世界鲜少使用。1944年，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出版《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书，使该词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霍氏视其为贬义词，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既会借达尔文主义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思想，体现个人主义倾向；也会以达尔文主义为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带有集体主义色彩。 若社会领域以自然选择原理来治理，就等同于将人类降格为动物，否认了人类以联合与协作为基础的共同价值。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强弱划分人群，鼓吹弱者淘汰，违背了人类应有的互助与关爱精神，令社会撕裂与冷漠。人类的发展历来依靠团结抗衡自然，而非自私竞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竞争虽能激发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但“竞争万能论”是错误的，因为它会加剧不平等，使强者占据特权。社会主义承认竞争的积极作用，却强调应通过制度调节，防止竞争演变为新的社会不公。竞争若失去调控，只会成为吞噬社会力量的“强大机器”，削弱整体活力，违背社会主义追求的公平与共同进步目标。 当劳动幸福被视为人类共同价值时，公平正义理应成为尊重劳动的内在要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否定了这一原则。在扶持主义思潮影响下，竞争表面公平，实则违背正义与自由劳动原则。例如，末位淘汰制以单一绩效目标强迫劳动，漠视个体努力，违反国际劳工法及社会主义“各尽所能”的理念，实质上构成变相强迫劳动。社会主义社会应以诚实劳动为尊，维护人的尊严与平等。若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认可，将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同样，分类主义和生存主义虽披着公平外衣，却实为“凌弱扶强”的不公机制，背离了分类治理追求的善治目标和社会共生理念，最终破坏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 扶持主义者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将强者和特权者作为治理重点，结果却被其绑架。当被扶持的强者愈加强大时，治理者失去独立性，被迫与其“共存亡”；若强者并未壮大，治理者又为维护政绩而竭力维系其地位，形成相互依附的利益同盟。这种“政商共生”格局最终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将大量资源集中投向少数“一流大学”或支柱企业，使治理结构被少数强势群体所左右，导致公共资源分配失衡、腐败滋生，社会创新与公平竞争空间被压缩。当治理者被强者操控、丧失自主判断时，社会发展方向也被扭曲，其命运被强者左右。这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下“凌弱扶强”的必然后果。 一旦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制度化、定型化，社会治理便难以实现和谐，发展也会沦为空谈。当社会崇尚“弱肉强食”，弱者必然会奋起抗争，强者与弱者间的裂痕不断加深，彼此缺乏信任与共识，进而引发持续的冲突与矛盾。现实中，人们“仇富”或“仇官”的现象常遭批评，这固然不对，但需探究其背后的原因。虽然有人可能因妒忌而心生怨恨，但更多时候是因为富者与官者相互勾结，破坏了社会公平的基本法则，违背了尊重劳动和关爱弱者的价值要求，甚至串通起来以权压人、欺凌弱者，迫使弱者为了生存而抗争。因此‬，很多人“仇”的实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催生的不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