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刚把“靖国神社”称作“战犯神社”，网友马上又抛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日本君主的“天皇”这个称呼，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用？
 
这两天关于日本称谓的讨论突然热了起来，起因是8月1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林剑在谈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供奉祭祀费时，没有再使用此前常见的完整称呼，而是直接说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这个措辞变化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不过有一点首先得说准确，这并不是说中国给靖国神社完成了一次法律意义上的正式改名，因为早在4月28日和8月15日，外交部就已经明确称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到了8月17日直接简称“战犯神社”，更准确地说，这是外交话语进一步鲜明化。
 
为什么这个称呼站得住脚，原因并不复杂，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中国外交部长期把它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因此“战犯神社”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网络骂法，而是建立在明确历史事实上的政治定性。
 
于是有人顺势提出另一个问题，既然靖国神社的称谓可以重新审视，那么日本君主为什么还要继续叫“天皇”，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首先不能把两个概念简单捆在一起，因为“战犯神社”涉及战争责任，而“天皇”首先是一个延续上千年的日本政治称号。
 
网上有一种说法，称607年日本遣隋使递交国书时就已经正式使用“天皇”，其实这个细节并不严谨，《隋书》记载的著名文字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里使用的是“天子”，目前能够确认的“天皇”称号广泛形成和固定使用，更多指向7世纪后半叶天武朝时期。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讨论“天皇”两个字，不能单从字面理解成“天下最高的皇帝”，现代外交语言中的国家元首称谓，更多是一种对对方现行制度和法定名称的翻译使用，就像称英国国王、约旦国王一样，使用一个职务称号，并不等于接受这个称号背后古代形成的全部政治观念。
 
这一点看日本战后的制度变化就更清楚，1889年的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同时集国家统治权于一身，还拥有陆海军最高统帅权，而战后日本现行宪法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定位，把天皇规定为国家和国民统一的象征，并明确规定其没有与国政有关的权力。
 
1946年1月1日，裕仁又发表后来被称为“人间宣言”的诏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对这份文件的介绍明确指出，裕仁否定了把天皇视为现御神的观念，因此今天的“天皇”和战前军国主义体制下那个兼具神圣地位与统治权的天皇，在法律地位上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目前公开的日本国家概况仍然使用“天皇德仁”这一称谓，这本身已经说明，中国使用“天皇”更多属于外交和国际交往中的规范称呼，而不是对所谓神格、皇权或者高低尊卑作出的价值判断，因此把两个汉字本身当成国家立场，我认为反而容易把问题简单化。
 
韩国的情况其实也很有意思，韩国媒体长期大量使用“日王”一词，但韩国政府在外交场合并非始终拒绝“天皇”，韩国前外长康京和2019年就公开解释，韩国政府从金大中时期开始，基于尊重对方国家自称的外交原则，在官方场合采用“天皇”称谓，可见这个问题本来就存在国内表达和外交表达两个层面。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有没有必要把“天皇”统一改成“日王”，不能只看哪个称呼听起来更解气，而要看它是否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外交必要性和现实收益，外交语言当然要有立场，但真正有力量的立场往往不是逢词必改，而是在需要定性的地方把历史责任说清楚，在需要交往的地方保持准确规范。
 
“战犯神社”之所以有力度，恰恰就在于它不是单纯为了改两个字，而是紧紧扣住14名甲级战犯、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这几项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脱离这些事实，只追求称呼越来越刺激，最后反而容易把本来非常严肃的历史问题变成网络情绪上的文字游戏。
 
我认为真正应该坚持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历史，该是什么就叫什么，该揭开的责任不能含糊，该反对的翻案行为必须明确反对，至于现代日本君主的正式称谓，则完全可以按照国家外交规范处理，因为尊重一个制度名称，从来不意味着忘记历史，更不意味着接受军国主义留下的那套思想。
 
说到底，这场讨论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争论“天皇”和“日王”哪个更痛快，而是提醒大家语言从来不是小事，“战犯神社”4个字背后有东京审判和14名甲级战犯的历史事实，而“天皇”2个字背后则经历了从古代称号、战前统治者到战后象征性职位的巨大变化，分清这些历史层次，比简单改掉两个字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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