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蒋介石曾说：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国民党两个星期就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
1936年秋，陕北前线，刚完成长征的红军面对的并不是一场普通战斗，而是一场兵力悬殊的围剿。粮食、弹药都紧张，部队也远未恢复元气，却在陕北站住了脚。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此时的红军，已经不是长征出发时的规模，装备更谈不上精良。可它并没有因兵力减少而失去组织能力，地方群众关系、政治动员和部队内部的凝聚力，构成了继续生存的重要条件。
这正是蒋介石判断中容易被忽略的一面。他看到的是红军人数少、装备差、根据地偏僻，因而相信只要集中优势兵力，便能迅速解决问题。后来流传的“两个星期消灭红军”一说，反映的正是这种战略自信。

然而，陕北并非一块摆在地图上的空白。山地、沟壑和交通条件限制了大部队展开，红军又熟悉当地环境。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在军事意义上告一段落，红军重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战略力量。
蒋介石并非没有准备。1936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调集大批部队进入西北，兵力约三十万人，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被纳入作战布局。胡宗南部队承担着重要进攻任务，张学良、杨虎城则分别统率东北军和西北军。
账面上的数字很大，执行命令却不是简单的事情。
东北军的特殊处境，不能绕开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以后，东北军失去故土，主力辗转关内，部队上下对“剿共”并不只有军事判断，还夹杂着对日本侵略的切身感受。让一支失去家园的军队长期投入内战，军心自然难以统一。

杨虎城所部同样有自己的利益和生存压力。西北地区局势复杂，部队既要防范地方冲突，也要面对中央军的控制。蒋介石希望以统一指挥推动围剿，张学良、杨虎城却越来越担心，继续内战会削弱全国抗日力量。
据有关记载，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蒋介石的态度相当强硬，甚至提出调动、拆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设想。张学良曾表示：“东北军不能把枪口一直对着自己的同胞。”这类表态未必能改变蒋的决定，却说明双方的战略分歧已经公开化。
1936年4月，周恩来在肤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同张学良会谈。会谈并不意味着双方立即结成军事同盟，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方向开始变得清晰。中共方面也在调整策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试图用军事压力迫使红军迅速瓦解，却在调兵过程中加重了国民党内部的不满。红军暂时处于弱势，国民党方面却存在指挥体系、军队归属和战略目标的多重矛盾。战争胜负，显然不能只看人数。
12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继续督促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命令。谈判没有解决根本冲突。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部队包围临潼华清池，蒋介石被扣押，西安事变由此发生。
这次行动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秩序。张、杨并非要建立新的中央政府，他们提出的核心要求，是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共同抗日。扣押最高领导人风险极大，处理稍有失误，就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处理也十分谨慎。周恩来抵达西安后，参与同各方谈判，重点放在和平解决和推动抗日政策转变上。经过多轮协商，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获释。西安事变没有演变成新的内战，蒋介石“短期消灭红军”的计划也随之失去现实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西安事变并不等于国共合作在当天就完全建立。此后双方仍有谈判、试探和摩擦，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合作关系才逐步落实。但从政治方向看，事变促成了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转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蒋介石当时拥有兵力优势，却没有解决军队内部的政治意愿问题；他试图以两周时间完成军事清算，却低估了红军的组织能力，也低估了东北军、西北军对抗战问题的坚持。历史的转折，往往不在兵力最强的一方，而在命令能否真正得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