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朝廷做了几十年官，死前才算有了一处自己的房子，而且还是在常州买的，不在京城。
 
这不是个例。宋朝的京城地价，把大量官员挡在了置业门槛之外，租房过日子才是在京为官的常态。当然，普通百姓就更不必说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宋朝的租房市场发展得相当成熟，租客谱系从底层平民一路延伸到朝廷高官，这条产业链撑起了两座都城的日常运转，也留下了不少耐读的历史细节。
 
汴京（今开封）是北宋的政治中心，人口在鼎盛时期相当密集。城内土地有限，住宅用地早就被切割得七零八落，单靠买房安身，对绝大多数进城讨生活的人而言都是奢望。
 
私人房东在这种环境里成了稳定的获利群体，手里握着数处乃至数十处出租屋，收租为生。城内还出现了专门撮合租赁的中间人，时称"房牙"，职能与今天的中介无异，负责在房东和租客之间穿针引线，从中抽取佣金。
 
整套租赁交易通常有书面契约，约定租期、租金和双方权利义务，这类文书在宋代留存下来的法律文献和笔记中均可见踪迹。
 
南渡之后，朝廷移至临安（今杭州），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对临安的市井生活有细致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临安的租房市场比汴京时期更为繁荣，也更拥挤。
 
城内寸土寸金，楼宇密布，普通租户往往住的是面积逼仄的单间，多户人家共用一个院落的情形十分普遍。
 
那官员们怎么住？
 
朝廷为在任官员提供"官廨"，也就是公家提供的办公居所，随职务而来，离任即须腾退。这种安排解决了在任期间的住处，却解决不了落脚的问题。官员调任频繁，今年在汴京，明年可能去了地方，后年又回京，公廨跟着职位走，私宅的问题始终悬着。
 
于是相当一部分官员的选择，就是在公廨之外另租一处民宅，把家眷安顿在租来的房子里，自己在官廨办公起居。
 
苏轼的情形正是如此。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在汴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每到一处，住的基本是官方提供的居所或租来的房子。
 
苏轼的文集与书信中留有多处关于居所的记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宅子的念想，但囿于仕途的颠沛与财力，这个愿望始终难以落实。晚年他在常州购置了一处小宅，这大概算是他一生中真正意义上买下来的第一处房产，时年已是暮年。
 
陆游同样租住了很长一段岁月，诗文中也有所触及。这种状态在宋代文人官员中相当普遍，并非偶发个案。
 
为什么连朝廷命官都买不起？有几条线索值得注意。宋代官员俸禄按品级差异悬殊，中下层官员的实际收入相当有限，在高房价的首都攒钱置业，本身就是一道难题。
 
加上调任频繁，今天在这个城市落下根，明年可能就要挪窝，自置产业的意愿自然受到压制。与此同时，京城的房产本就是热门资产，权贵阶层持有大量房产并对外出租，房价和租金双双被推高。
 
从普通百姓的角度看，城市里的租房选择相当多样，从稍宽敞的院落到狭小的单间，价格差距悬殊。底层租客有时多人合租一间屋，甚至有史料提到部分贫民在城内以船为居，停靠在河道沿线。
 
城市边缘地带的租金相对低廉，吸引了大量流入城市讨生活的人。临安城内的水网纵横，运河两岸的居所成本又与城心地带有所不同，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空间分层。
 
这套租赁市场运转有序，靠的是书面契约和"房牙"等中间角色的协调，朝廷对民间租赁行为也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城市的租住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并非只是临时凑合的权宜之计。
 
参考资料：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点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