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方涛

《春歌》写作的最后阶段，艾伟一度觉得自己再也不想写长篇小说了。

从2001年《越野赛跑》出版算起，艾伟在长篇小说的马拉松赛道上已整整跑了25年。许多同行都称他为“匀速前进”的作家。这是自然，仅仅依靠爆发力是经受不起四分之一个世纪消磨的。

长篇小说创作不仅耗费心血，还是个“体力活”。写作中的一个秋天，李敬泽与艾伟相遇，察觉到他穿衣比旁人要多一些，便问道，是不是写得特别辛苦？写作的艰辛自不必多言，但个中滋味，往往只有同为写作者才能更敏锐地体察。

《春歌》是艾伟的第八部长篇小说。继《镜中》之后，他进一步将视野聚焦杭州，熟悉艾伟的读者或许能发现，小说中几乎涵盖了他全部的人生轨迹。

以整个杭州为舞台，《春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直抵当下，三代人，六户人家，在此恣意生长，又彼此命运相连，环环相扣，如同小说精妙的结构。或许是因为学习建筑出身，艾伟对自己小说结构的经营近乎苦心孤诣。在他看来，结构是小说的一切。

《春歌》就像一座曲径通幽的文学大观园，昆曲是它的声息，山水是它的意境，人物寄寓着情义。小说是献给天堂杭州的一封情书，在水磨腔调、西湖柔波和钱塘江浩浩汤汤的潮汐中缓缓道来，将古典意趣与现实写作熔铸一炉。

创新的同时，《春歌》延续了艾伟对人性一贯的勘探与观察。人，依旧是《春歌》最耀眼的部分。小说中的人物群像仿佛是从中国传统根脉中生长出来的，他们美好、深邃，至情至性，在时代变迁的复杂纹理中共同谱写了一曲当代东方传奇。

艾伟

写作经年，艾伟依然对年轻读者保持着尊重。这种关照或许已在不自觉中倾注其笔下。然而，当我们在网上随机找到三名《春歌》的读者时，结果还是出乎了艾伟的预料——三名读者全是“00后”。年轻读者们的阅读与阐释能力同样令人惊异。

艾伟坦言，年轻人喜欢是最让人高兴的事，如今，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读者群体。

这恰与《春歌》甚至杭州这座城市的气韵暗合：既古典，又当代；既勾连传统，又面向未来。

良渚人的权杖玉器、始皇帝缆船的巨石、南宋朝廷的宫宇与数字经济、AI、机器人在同一空间兼容共存，相得益彰。或者说，在历史的大幕下，它们都是在杭州这座舞台上往来的角色，《春歌》亦然。

时间从来不是虚构者的障碍。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艾伟向中国传统与美学的深处走去，他的创作包含某种野心，试图恢复中国人对“情”的理解。

我们有理由相信，《牡丹亭》《白蛇传》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它们正等待着被一次又一次重新复活，重新演绎。

而在小说之外，有一幕画面在记者脑海中反复出现：

今年1月的一次作家聚会上，已经完成《春歌》的艾伟面容上多了些许不易察觉的笑容，甚至有些神色飞扬。他拿起一只玻璃柯林杯饮下一口清水，对所有人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我好像还能继续写。”

以下为记者与艾伟的对谈：

[1]一卷纸上杭州，西湖馈赠的结构

潮新闻·钱江晚报：长篇小说《春歌》篇幅40余万字。灵感从何而来？大约什么时候开始动笔？

艾伟：这部小说最初的想法就是要写杭州，我要把整个杭州当成舞台，小到塘栖镇，大到整个西湖周边的一些景物和景点，包括钱江新城等。我觉得杭州的美不光是风光意义上的美，也是人文意义上的美。它有太多的美好的传奇以及美好的故事。我有一个心愿，要写一部关于杭州人民生活史或者是关于这个时代的生活史、风俗史。

大约2023年，我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陆陆续续写了十多万字，还没有找到一个结构。你知道，对于小说而言，结构意味着一切。我们的生活本身是没有结构、杂乱无章的，小说必须用结构串联起无序的生活。有一天我路过西湖，突然灵感乍现，由此找到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西湖给我的，读者朋友如果去阅读这部小说，就可以知道我所说的那个结构和灵感究竟是什么。这很奇妙，我想写西湖，而西湖以她自己的方式馈赠给了我一个结构。

《春歌》这首诗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由于小说里涉及了许多杭州往事，我采访了在曙光路上的黄龙洞艺校，八九十年代非常出名的一批小百花演员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如今已改为老年大学。采访当年的学生我才知道，学校当年的图书馆原址是南宋的护国仁王禅寺，正是《春歌》的作者慧开禅师所建。他在这里发愿建造了这座禅寺，也在这里写下《春歌》。我感到很神奇，一瞬间，现代生活和古代生活就这样连接在一起了。

这个故事给了我强大的心理暗示，我觉得我能写好这部小说，仿佛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支撑我。

潮新闻·钱江晚报：确定了故事舞台和小说结构之后，小说的主题是否逐渐明朗起来？“情”显然是《春歌》中极为重要的元素，许多人物都可以说是“至情至性”之人。

艾伟：这部小说的主题无法用一两句话概括，但我确实想通过《春歌》向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美学致敬。

昆曲实际上基本就是表达中国人的情感生活、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就像汤显祖所描述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爱”是现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传统中国人不讲“爱”，讲“情”。只不过我们现在把这种“情”定义为爱。而我试图恢复中国人对“情”的理解。我因此看了大量的古典戏剧，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再到《红楼梦》，我看到了其中一脉相承的东西，看到了中国人对情感的处理方式。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把“情”当成信仰来对待的。所以，这部小说表面上有一桩案件，但核心是“情”。

同时，随着我们国家和民族自信心的不断提高，我发现中国美学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在世界传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倾倒于中国美学。谈起中国美学，杭州就是最好的一个代表，江南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美学。我认为，杭州之于中国，就像《红楼梦》之于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红楼梦》里隐藏着中国美学的最深层的秘密，也隐藏着中国人对“情”最深层的理解。

《春歌》艾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潮新闻·钱江晚报：《春歌》是您的第八部长篇小说。您写作已经30年了。如今，在创作过程中还会有艰难时刻吗？您认为小说中最难写的是哪部分？

艾伟：一个作家最脆弱的时刻其实并不是写作的时刻。写作当然会碰到困难，碰到障碍，碰到绝境，碰到无言的孤寂。但我觉得障碍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写得过分顺畅有时候是可疑的，而障碍可能会开启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来一个“神启”的时刻。

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当然非常漫长，通常要经历好几年的打磨创作。当一个好的句子降临，当一个新的方向出现，当一个好的细节突然呈现在笔端，我都会赞美自己——因为写作是独自完成的工作，如果没有自我激励，是无法继续下去的。而当你最终克服绝望、挫败、软弱而最终完成一部作品时，确实会获得隐秘而巨大的快感。

如果要说最难写的部分，是第一部。法官的部分太专业了，涉及具体的法律事务、专业术语、法庭审判规则以及法学哲学思辨，为了掌握这些知识，我作了深入采访，也阅读了一批与法学相关的哲学以及实务书籍。采访法官也非常艰难，他们说话几乎滴水不漏，我很难进入他们的私人生活，听到他们内心的消息。不过有些片刻，他们以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方式流露了他们的内心生活，而我捕捉到了这些信息。

一个作家最脆弱的时刻往往在把作品交给读者的时候。当然，第一个读者就是小说的编辑。就像把自己的女儿打扮好要嫁出去，我的心情特别复杂，也特别脆弱和纠结，好在《春歌》的运气非常好，找到了“好人家”，一个是《人民文学》杂志，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到目前为止这个“孩子”走得很好，我希望这个“孩子”也同时能够抵达读者那里，获得更多读者的肯定。

[2]《春歌》众生相中的美好底色

潮新闻·钱江晚报：黎彼得可以说是全书中最理想主义的一个人。您曾说过，喜爱彼得的读者都是您的知己。我们聊过，您对彼得报以偏爱或是同情，这与您此前说的“作家会天然站在失败者一边”有关吗？

在我看来，彼得像是从玻璃器皿里生长出来的人，他的性格有极其复杂的底色，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滑向漫长的自毁。小说共分五部，大多采取第三人称叙述，唯独第四部是黎彼得的第一人称视角。为何进行这种叙述人称的切换？是为了更好地走入这个人物的内心吗？

艾伟：一直以来，我一直寻找打通中西方关于人的理解的方法。这一次，我觉得我在黎彼得身上找到了。出于一种对我们文化传统的重新仰慕，我把《牡丹亭》和《雷峰塔》的方法用于刻画人物，让戏剧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符号，而是成为血肉的一部分。比如对《牡丹亭》的一些借用等。李洱说，在这部小说里，人物自己在说话，到了彼得这里，作者挑明了这一方法，让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谢谢李洱的解读。

另外，因为这是一封长信的开头，中间的叙述部分，用第一人称更合理。这是出于小说技术的考虑。实际上用第三人称也可以走进人物内心。

潮新闻·钱江晚报：有不少读者反馈，自己被小说中尹春、一朵之间女性互助的友谊深深打动。实际上，小说中的人物尽管有不同的命运和性格，却几乎都是美好的，为何这样设定？

艾伟：这部小说完成后，我有一个反复阅读的过程。当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拿起自己的稿子阅读时，我有一种奇特的陌生感，甚至会为其中的人物感到揪心。但是，当修改到第三遍时，我不再为那些极富戏剧性的场面所感动，反而被尹春和一朵之间那些女性的情感和互相关照所感动，我觉得这才是人间的动人时刻。

《春歌》里的人物都非常美好。一方面，我们生长在如此美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杭州，天堂般的城市。在创作时，那些美好的气息会不自觉地渗透到我笔下的人物中。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我自身写作的一个挑战：写暴力比写美好容易。一个人物，如果他心是美好的、向善的，我们该如何去呈现他深邃的内心，这对作家来说当然是一个挑战。即便心怀善意，但生命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悲剧时刻。我们的内心，确实有光明美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连自身都不易察觉的、瞬间的暴力与恶。这些依旧会在美好的人物身上局部地呈现。它不是底色，但它是人性的一部分。

《春歌》艾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潮新闻·钱江晚报：除了主要人物，小说中还刻画了许多非常精彩的配角。比如，慧平这个角色，着墨不多，却同样贯穿整部小说。

人们通常聚焦台上光鲜亮丽的徐尹春、陈一朵，但往往忽略了如慧平一样，成千上万没有成“角儿”的演员们。这个角色的设置，是刻意安排形成的对比吗？

艾伟：小说中有两个人物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是慧平，一个是苏婉伶，两人有相同的归宿。我接触过很多基层剧团的演员，这个人物某种意义上是基层剧团演员的一个缩影。戏剧演员这一职业非常辛苦，她们付出了比别的艺术行当多得多的汗水，训练极其严苛，但获得与她们的付出比要小得多。戏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有一些绝活是无法取代的。比如武戏，每次坐在剧院，看到一出好的武戏，真是眼花缭乱，令人惊叹。当你看到演员们从高台上俯身跃下，那是在搏命啊。我只是写出一种存在，没有刻意拿慧平和主角们对比，我觉得她们都很不容易。

潮新闻·钱江晚报：不少了解您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了，您上一部小说《镜中》的女主人公易蓉被安排成了小说中潘大师的女儿。这样一次小小的联动，是您对这个悲剧人物的悲悯或者不舍吗？

艾伟：易蓉在《春歌》中出场并不多，而易蓉的母亲昆曲大师潘夏莲是个重要角色。在《镜中》里则刚好相反，母亲可以说是站在幕后，在易蓉命运帷幕之内，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这很有意思。

《春歌》的故事起点是从尹春故乡，运河边的塘栖镇开始的。我自然想起易蓉在运河边的老宅，运河毫无疑问是杭州重要的存在。我觉得那种幽深的气质与昆曲的气韵吻合，也是中国审美的一部分，于是就把潘家老宅安放在了这里。

作家经常会怀念他曾经写过的人物。当有机会让她“复活”时，我愿意让易蓉再出现在读者面前。

《春歌》书影

[3]读者和评论让小说继续生长

潮新闻·钱江晚报：除了精妙的结构，小说在地理的设置上也非常有趣，将您人生各个阶段的所在地串联起来——老家上虞，生活多年的宁波（永城）、杭州，甚至还有大学求学的重庆。这几座城市，您应该都很熟悉了，为何要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更好奇的是，涉及里约热内卢的创作是怎么解决的？

艾伟：小说家以虚构之名写作一部小说，肯定需要借助作家的想象，无论如何想象力都是作家的重要素质之一。但同时，想象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作家个人生活经验的参与，因此，每一部小说里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带着作家个人生活的痕迹——所以我说，小说里的人物都和作家本人息息相关，当然也带着作家对这个世界和人的理解。《春歌》的小说世界确实高度与现实生活相关，一些地名，一些风物，我生活过的地方，都进入了小说之中。从一些读者的反馈看来，这些熟悉的地方，意外地带给他们亲切感，同时带来陌生感。如果没有叙事，那么地名只是一个地名，因为有了叙事，有了人物和故事，那熟悉的地名会突然变得幽深起来。某种意义上，叙事会带来现实空间的诗意。

在我的上一部小说《镜中》，除了杭州外，我还写到了缅北、纽约、长崎。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小说中写到长崎的地震，也是我的亲身经历。那次去长崎，碰巧遭遇熊本大地震，我把地震的经历如实写到了小说里。

一位朋友在长篇里写到非洲，问我要不要去一下非洲，我建议他去看看。只有到过那个地方，那么空气里的气味，人的面貌的书写才会准确。我去过墨西哥和巴西，在墨西哥我看到植物高大，带给我一种超现实的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的感觉，而在里约热内卢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贫民区，依山而建，房屋低矮，但房屋涂了鲜亮的油漆，如此绚烂，好像整个贫民区在里约发着辉煌的光芒。我注意到平民区的孩子，他们的表情有一种令我意外的骄傲神情。我把这些观察和经验写到了书里。

艾伟

潮新闻·钱江晚报：刷小红书时，我发现不少读者自发地在网上跟帖、评论，在碎片化、信息化的当下，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仍被读者“追更”确实不易。

不久前，您做客钱报读书会，与几位00后读者、小红书博主泛舟西湖，讨论小说。您的读者中有相当一批年轻读者，您此前有所预料吗？平时，您也会看读者在网上的评论吗？

艾伟：有些意外，写作多年，我预想中的读者群体从来没有这么年轻，彻底刷新了我对读者的固有认知。

之前去《人民文学》参加活动，我的责编收集了一些读者的反馈，让我蛮吃惊的。居然有这么多读者在网上评说这部小说，我很自然地会关注到这些信息，因为我也是新媒体的使用者。

我们总说当下文学没有读者，年轻人变得不爱读书了，这其实是个误区，优秀的读者一直存在。我甚至觉得当下年轻人的阅读深度，远超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许多细致入微的解读角度，在我创作时都未曾想到。比如，一位来自诸暨的小读者对黎彼得名字的解读是“彼处所得”，颇似中国古代书评的方法，让我很吃惊。

和他们相聚，我觉得自己都变年轻了。读者的反馈，当然对我也是激励。就像我常说的，一本书如果没有读者，那它就是一本没有生命的书。只有读者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作家的所思所想、生命经验、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所创造的人物才会被激活，才会有意义。

潮新闻·钱江晚报：《春歌》推出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我注意到有两个观点似乎被广泛认同：一是您似乎对笔下的人物似乎更仁慈、更宽容了；二是小说延续了您对人内心与精神的勘探，“人”，依然是您小说中最闪亮的部分，或者说唯一的主角。变中亦有不变。能否谈谈您的想法？

艾伟：写《春歌》的时候，我对人生确实有了更宽阔的理解。我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书写，而是把人物关系放到日常生活那种永恒的状态中。处理人物关系时，不再用戏剧性的方式处理，而是几乎用日常的方式：恋爱关系就是恋爱关系，婆媳关系就是婆媳关系，朋友关系就是朋友关系，但那只是表面，实际文本所隐藏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一些片言只语中能感受到平静关系下的暗流涌动。

一位读者问我，为何尹春和一朵关系这么好呢？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了一种叙事的惯性，认为女性一定会为难女性，用网络语言说就是所谓的“雌竞”，那样写或许会产生戏剧性，但那也不完全是人间关系的真相。其实我觉得生活是很平淡的，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觉得自己平淡，每个人面对生活都有无奈和痛苦，当然也有喜悦和幸福，我试图去在平淡和惨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