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戴笠肃奸时，对汉奸潘三省很厌恶，就给他上了镣铐。唐生明去探望时，潘三省哭着说：“您一定得帮我跟戴老板求求情啊！”

1945年深秋上海提篮桥监狱阴冷潮湿，脚上戴着20斤重镣铐的潘三省，扒着囚室铁栏杆哭得涕泪横流，面前站着的，是他此刻唯一的指望唐生明。

潘三省攥住对方的西装袖子哭嚎：“四哥，你一定要替我跟戴老板求求情，日本人藏的物资、李士群的余党，我全交代，我还能出500根金条，全拿出来赎命，” 潘三省心里清楚，能让戴笠特意下令戴上重镣，自己多半是活不成了。

可潘三省想不通：当年唐生明潜入上海做卧底，自己鞍前马后帮了不少忙，甚至还救过他的命，怎么到了生死关头，这点情分就不管用了？

潘三省和唐生明的交情发生在1940年夏天，当时唐生明带着家人从香港抵达上海，对外只说“重庆日子清苦，回上海享享清福”，一副纨绔子弟做派，这话传到潘三省耳朵里他立刻动了心思。

潘三省早年在上海滩混日子时受过唐生明接济，后来投靠日伪，开了大名鼎鼎的“好莱坞乐园”赌场，靠着日本人撑腰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心里始终不踏实：自己做的是汉奸生意，明面上风光，实则根基不稳，若是能攀上唐家四少爷这层关系，既能给赌场撑场面，真哪天局势变了也能留条后路。

说白了潘三省从一开始主动凑上来，并不是念什么旧情，完完全全是利益算计，他亲自带着保镖到码头接人，清了赌场整层舞池摆下接风宴，当着汪伪76号头目李士群的面拍胸脯担保，说唐生明就是个只懂吃喝玩乐的公子哥，连报纸都懒得翻。

潘三省这套卖力的表演，恰好成了唐生明最好的保护色，军统卧底最需要的，就是一副不问政事的纨绔面具，潘三省的主动靠拢，等于帮他递了一张打入汪伪核心圈的通行证。

后来军统上海站出了叛徒，李士群拿着截获的密电，直接怀疑到了唐生明头上，关键时刻又是潘三省站出来打圆场，还当场模仿唐生明潦草的字迹写了张便条，硬是把这事给蒙混了过去。

后世不少人说潘三省这是讲义气，其实根本站不住脚，他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唐生明要是被抓了，自己赌场的金字招牌就倒了；更麻烦的是李士群生性多疑，说不定会倒打一耙，给他安个“通军统”的罪名，帮唐生明遮掩本质上是在保他自己的生意和小命。

就连后来毒杀李士群，潘三省也是稀里糊涂被当成了工具人，唐生明特意选在他的赌场设“和解宴”，让他频频劝酒打掩护，配合周佛海的妻子在甜点里下毒，等李士群暴毙的消息传来，潘三省吓得躲进了法租界，唐生明派人送去金条，让他赶紧逃去南美避风头，可他偏偏舍不得上海的万贯家产，总觉得局势还有转机，自己还能接着捞钱。

这就是潘三省最致命的问题：一辈子都在骑墙投机，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从来没有过底线，日本人得势的时候，他帮着采办盘尼西林等紧缺药品，还帮76号抓捕军统交通员换赏金；眼看抗战要胜利了，又想拿当年的“人情”换一条活路，可他从始至终都没明白，汉奸这条路，踏上去就没有回头的道理。

抗战胜利后，戴笠回上海主持肃奸工作，第一份名单上就重重圈住了潘三省的名字，很多人以为是戴笠个人厌恶他，其实远不止这么简单。

当时上海刚光复，沦陷区百姓积压了八年的怨气急需疏解，肃奸不只是惩办几个汉奸，更是要给全社会立规矩、明底线，给日本人做事、害过同胞的人，不管有多少身家、多少关系，都躲不过国法的清算，潘三省开赌场毒害百姓、资敌害命，桩桩件件都有实据，正好是肃奸立威的绝佳典型。

所以哪怕后来有人出面，愿意出500根金条保潘三省一命，戴笠看都没看就直接拒绝了，唐生明私下也跟戴笠提过一句旧情，戴笠只回了一句话：“你替国家忍了五年骂名，我懂你念旧，但潘三省是上海肃奸立的碑，碑不能倒，这个人你也别再提第二回。”

唐生明是个聪明人，这笔账他算得明白，自己潜伏五年，顶着汉奸的骂名忍辱负重，为的是国家大义，要是为了一个罪证确凿的汉奸毁了清誉，甚至连累家人，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更何况公与私从来不能混为一谈：潜伏时利用潘三省的身份做掩护，是工作需要；战后依法清算他的汉奸罪行，是民族公道。

1946年，南京雨花台的一声枪响，潘三省的人生彻底画上了句号，据说临刑前，他偷偷塞给唐生明一串瑞士银行保险箱的密码，说里面是自己攒下的全部身家，可这个密码到底是真是假，里面藏了多少财富，从来没人去验证过。

回望潘三省的一生，他是上海滩精明绝顶的赌场老板，是乱世里左右逢源的投机者，更是踩了民族红线的汉奸，他总以为靠自己的算计，能在黑白之间左右通吃，却忘了民族大义从来不是可以交易的筹码，乱世之中小聪明或许能风光一时，可没有底线的人，终究逃不过该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