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韩先楚病危，提笔给杨得志写信：“姚科贵忠厚，可堪大用！”跟了自己近20年的秘书，他最放心不下。

当时，韩先楚在武汉东湖疗养。此时他已是肝癌晚期，身体状态很差。

刚过完73岁生日，他叫上秘书姚科贵，出门走一走。

走几步，他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身边工作人员都觉得，首长要交代家里后事。

可韩先楚全程没有提家事。他心里挂记的，是跟了自己近20年的老部下姚科贵。

这位打了一辈子仗的开国上将，生命走到末尾，最操心的一件事，是秘书往后的职业出路。

故事要从1967年说起。当时韩先楚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手上工作压力巨大。

东南沿海警戒、台风救灾、地方维稳，一堆事情压在身上。他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急需一名能力过硬、嘴严抗压的秘书。

组织部门几番筛选，时任福州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的姚科贵，被推荐过来。

姚科贵1955年授少尉，从基层连队一步步走到军区机关。战备工作中表现突出，立过三等功。南京军事学院受训，写材料功底扎实，为人低调稳重，机关内部都认可他的能力。

两人第一次见面，没有多余客套。韩先楚直接开口：“跟着我干，没有节假日，不能靠过去的功劳过日子，工作要放在第一位。”

换做其他人，多半会权衡利弊。姚科贵听完，当场点头答应。

当天，他就把铺盖搬到作战值班室隔壁小屋，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

那几年军区事务繁杂，韩先楚的批示、下发电文，都要经过姚科贵梳理把关。他经常加班到深夜，极少出现工作差错。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姚科贵跟着远赴西北。后来韩先楚调北京军委工作，他也随同进京，担任正师级专职秘书。

近20年时间，姚科贵错过了家里很多大事。儿子出生、父亲病逝、母亲病危，他都没法回家。

同事问他：“家里接连出事，你就没有遗憾吗？”

姚科贵回答：“首长工作节奏快，标准高，不少核心工作离不开衔接，我不能离岗。”

韩先楚经手批示2000多份电文，其中近800份初稿出自姚科贵之手。从作战预案到日常讲话稿，大小事项，他都会仔细核对。

时间久了，韩先楚对他格外信任。他跟身边人讲：“小姚不单单是秘书，很多事情，我也会听他的意见，他算得上我的参谋。”

但韩先楚心里一直有疙瘩。姚科贵跟着自己近20年，能力、品行都够格，职级却停留在正师级。

韩先楚感慨过：“你一心扑在保障我的工作上，从来不为自己争取，是我耽误了你。”

1986年病情加重，韩先楚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一旦自己不在，姚科贵就失去依托。

散步的时候，他忍着病痛跟姚科贵谈心：“小姚，你跟我二十年，做事忠心，任劳任怨。在我心里，你是部下，也如同家人。”

他继续说道：“我时日不多，不能再把你拴在我身边。你有本事，该去独当一面，拥有属于自己的岗位。”

这不是客套话，韩先楚已经想好实际办法。

他亲笔写信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如实写明姚科贵的实绩、品行，正式向组织举荐这名干部。

同时，他托老战友转告总参谋长杨得志：“给姚科贵安排合适岗位，日后编撰我的相关资料，再调他回来协助就可以。”

韩先楚一辈子治军，不会随意举荐人。这次推荐，是认可姚科贵二十年实打实的表现，是向组织推荐人才，不是搞私人裙带关系。

1986年10月，韩先楚在北京病逝。

遵照他生前的嘱托，总参、总政协调落实人事安排。

1987年，姚科贵调任装甲兵指挥学院政治部主任，定为副军级，正式走上独立负责的领导岗位。

1988年全军恢复军衔制度，姚科贵被授予少将军衔，印证了韩先楚对他的判断。

到了新岗位，姚科贵做事依旧踏实。院校政治工作推进得规范有序。

1992年，姚科贵调任国际关系学院政委、党委书记，晋升正军级。1996年，他正式退休回到北京。

退休之后，姚科贵写下《我在韩先楚身边的日子》一书，记录近20年朝夕共事的真实经历。

这本书留存大量一手史料，为后世研究韩先楚，提供了很珍贵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