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将领非死即降。副官急问：“怎么办？”周嘉彬沉默良久：“化整为零，撤。”他竟选了第三条路！

当时，西北国民党战局彻底崩盘。西撤的部队人心大乱，整体已经没有斗志。

摆在国军将领面前，基本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死守阵地拼到最后，要么带队起义，接受解放军改编。

但国民党120军中将军长周嘉彬，走出了不一样的第三条路。

他既不拼死抵抗，也不带头起义。他选择抽身离开部队，把数万将士的命运，全权交给副手处置。

这件事在当时西北军界引发不少非议。很多人骂他临阵脱逃，只顾保全自己，很少有人读懂他处境里的无奈。

周嘉彬的资历，在同期国军将领里十分突出。他是云南昆明人，黄埔五期毕业，还曾赴德国警校、德国陆军大学深造，属于少数受过全套西式军事训练的国军军官。

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西安警备司令、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副主任，长期在西北任职。

他还有一层关键身份，是国民党元老张治中的长女婿。1940年，他和张治中长女张素我在重庆成婚，宋美龄送来贺礼，人脉背景特殊。

1949年4月，当局以甘肃保安团组建第120军，周嘉彬出任军长，负责兰州外围黄河防务。

兰州战役开打前，败局苗头已经显现。马步芳把自己嫡系主力布置在兰州南山主阵地。

把周嘉彬的120军、黄祖勋的91军安置在靖远、景泰一线，镇守左翼，承担黄河铁桥北岸的断后任务。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马家军打算拿非嫡系部队充当炮灰。

周嘉彬心里看得透亮，他跟参谋长宋耀华坦言：“马家军把我们放在北岸，就是让我们顶在最前面。真打起来，他们主力先撤，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更大的压力来自岳父张治中。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张治中留在北平，站到人民阵营。

消息传到西北，周嘉彬立刻成为保密局重点监控对象。特工频繁出入军部，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上报。

胡宗南派系与马家军，处处对他设防。

他私下叹气说：“就因为我岳父的选择，现在所有人都猜忌我，根本不信任我。”

马家军的作战会议很少通知他，部队调动也对他保密。

兰州主战场溃败，马继援直接带着嫡系连夜退回青海。北岸的120军没有收到任何撤退命令，也没有接应。

部队一路向西撤到古浪、武威，逃兵不断增加，军官人心浮动，所有人都清楚，国民党在西北已经大势已去。

1949年9月，北平传来消息。毛主席指示张治中出面劝说河西国军，解放军对120军、91军采取争取改编，不做围歼。

张治中写信给河西将领，讲明利害，劝大家起义。

从现实来看，起义对周嘉彬最为有利，既能保全官兵性命，个人也能得到妥善安置。

但他始终没有点头，他对亲信说：“我是黄埔出身，又留德学军事，不想落个倒戈的名声，更不想别人说我靠岳父讨生路。”

120军内部成分复杂，军统安插的人员遍布军中。他心里清楚，贸然起义，极有可能诱发兵变，自己性命难保。

同时，他还对退守台湾抱有一丝幻想，打算离开西北观望后续局势。

多重考量之后，周嘉彬决定放弃兵权，抽身离开。

高台军事会议上，当局宣布提拔黄祖勋担任河西警备总司令。

周嘉彬嗅到危险，他对手下说：“这是要夺我的兵权，再不走，我肯定会被扣押。”

当天夜里，他带着几名亲信赶往酒泉机场，搭乘最后一班客机飞往重庆，离开执掌半年的120军。

他的离开，客观上扫清河西和平解放的阻碍。副军长彭月翔、副参谋长彭铭鼎接管指挥权，没有上层的束缚，顺利和解放军开展接洽。

1949年9月24日，河西国军残部通电起义。酒泉和平解放，玉门油矿完整保存，河西走廊免于战火。

西南战局很快恶化，周嘉彬从重庆去往台湾。

到台湾之后，他日子过得十分压抑。因为张治中的关系，当局并不信任他，只给了国防部中将部附的空头职务，没有实权。

特务依旧监视他的生活，他曾跟同乡感慨：“本来以为来台湾能安稳度日，结果成了被看管的闲人，一点自由都没有。”

1950年，张治中托人从香港捎来口信，大陆欢迎他回归，既往不咎，会妥善安排工作。

一边是台湾的猜忌冷遇，一边是大陆释放的善意。周嘉彬反复权衡，以探亲名义离开台湾，辗转香港回到大陆。

回国之后，他没有提任何特殊待遇，主动报名参加思想改造学习。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结业后分配到水利电力部担任参事，投身水利建设。

他常跟同事说：“打仗的时代过去了，踏踏实实修水利、护百姓安稳，才是我该做的事。”

之后他勤恳履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建设建言献策。

特殊时期，他被隔离审查接近一年，始终不肯屈从。

他直言：“我是黄埔军人，不是什么特务。头可断，人格绝不能受辱！”

1969年，张治中病危，经家属申请，他才得以回家探视。1976年，周嘉彬在北京病逝，走完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