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军统河南站新任站长崔方坪密电重庆，指认王牌特工牛子龙是延安内线，要求就地处决，牛子龙抢先动手，联合副站长将崔方坪沉入枯井，戴笠随即派第二人赴开封设局，牛子龙赴约后落入圈套，自此身陷军统死牢。
 
这事儿搁在一般人身上，进了军统的死牢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但牛子龙不是一般人。他被押进西安军统监狱那天，戴笠特意交代了一句：“这个人，活着比死了有用。”军统那帮审讯专家轮番上阵，老虎凳、辣椒水、电击，能用的手段全用上了。可牛子龙咬死了不开口，任凭怎么打怎么熬，愣是一个字没吐。
 
那所监狱藏在西安太阳庙门附近，军统内部管它叫“活地狱”。墙高两丈，岗哨密布，关进去的从没活着出来过。牛子龙被戴上二十斤重的镣铐，关进最底层的一间单人牢房。每天只有一顿饭，见不到阳光，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但他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上级派他打入军统那天起，他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牺牲之前，他得把这条命用在刀刃上。
 
从1941年入狱到1945年，整整四年。四年里他表面上越来越“老实”，该干活干活，该挨打挨打。看守们渐渐觉得这人已经被磨平了棱角，不再像刚进来时那样戒备森严。牛子龙借机争取到了去伙房帮忙的差事，这让他有了更多活动空间，也有机会观察整座监狱的布防。
 
暗地里，他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做两件事：磨武器、联络人。牢里没有刀，他就捡碎瓷片，日复一日在墙角打磨，硬是磨出了一把三棱刺。没有开锁工具，就用牙刷柄和细铜丝自己做。同时他开始暗中串联狱友，十二个跟他一样被军统关押的抗日志士和旧部。这些人里有的曾是国民党军官，有的是地方抗日武装的头目，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恨透了军统。
 
1945年6月17日凌晨，机会来了。
 
那天夜里西安突然雷电交加，一道闪电劈断了监狱的供电线路。整座死牢瞬间陷入一片漆黑，看守们乱作一团，有人喊“快去找蜡烛”，有人摸黑往大门口跑。牛子龙知道，这可能是四年里唯一的机会。
 
“动手！”他低喝一声，率先冲了出去。十二个狱友跟着起身，有人握着磨了半年的三棱刺，有人拎着从伙房偷来的劈柴斧头，还有人举着铁棍和菜刀。黑暗里没有废话，只有喊杀声、惨叫声和铁器碰撞的闷响。
 
牛子龙下手最狠，专挑看守头目。不到两个小时，十一名看守倒在血泊中，其中包括看守长和几个重刑犯小头目。他们夺下十支手枪和牢门钥匙，打开所有牢门，按事先踩好的路线钻暗道、翻围墙，消失在西安的夜色里。
 
等监狱恢复供电，军统特务们冲进牢房时，只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和空荡荡的监室。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正在息烽视察。他看完电报，半天没说话，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脸黑得吓人。跟了戴笠十几年的周养浩后来回忆，戴笠这辈子只气成这样两次：一次是汪精卫投敌，另一次就是牛子龙越狱。
 
越狱后的牛子龙没往远处跑。他昼伏夜出，走了半个月，回了河南郏县老家。戴笠的悬赏通缉贴得到处都是，但他硬是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藏了下来，然后在家乡拉起队伍，继续打日本人。
 
可这时的处境极其微妙。牛子龙越狱后一时未能与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拉起的两百多人的武装被国民党将领高树勋收编。表面上看他又穿上了国民党军装，但心里那杆秤从来没歪过。
 
1945年10月12日黎明，牛子龙率部两百余人在河南汲县山彪村宣布武装起义，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向太行军区。这就是后来军史上有名的“山彪起义”。一个从军统死牢里杀出来的红色特工，带着一支从国民党部队里拉出来的队伍，回到了自己人这边。
 
1947年，牛子龙正式重新归队。同年8月，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9纵27旅80团团长，随太岳兵团渡过黄河，开辟豫西根据地。此后他担任豫陕鄂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在淮海战役中奉命率地方武装阻击李弥、黄维兵团。1949年随大军渡江南下，后任湖南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在剿匪战斗中取得“七战七捷”的战绩。
 
新中国成立后，牛子龙历任湖南军区参谋业务学校副校长、湘潭专署副专员、省政协委员等职。1964年9月，这位从枯井边、死牢里一路杀出来的红色特工，在湖南长沙病逝。终其一生，他从未在任何场合向人炫耀过自己当年在军统内部干过的那些事。
 
可历史不会忘记。1985年，牛子龙被正式追认为中共党员。如今在河南郏县冢头镇拐河村，还立着他的墓碑，碑文极简，只一百来字，职务、级别、功名、地位一字未提，只说“他生于一九零五年八月，故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一生曲折惊险……”。
 
回到1941年那个夏天。崔方坪密电重庆的时候，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被他指认的那个“延安内线”，后来不仅从军统死牢里杀了出去，还拉起队伍起义、带兵打仗、做到副司令员。一个被投进死牢的人，愣是把戴笠的天捅了个窟窿。这世上哪有什么“王牌特工”，有的只是一个在黑暗中死咬着牙、始终没忘自己是谁的河南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