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林忆莲向李宗盛提出离婚，李宗盛坦言：我年近半百，却要妻离子散，真的是嚎啕大哭，有天接到了前妻朱卫茵的电话。她问他还好吗，说自己刚刚从湾仔那边回来，经过一个唱片店，听到店里在放《当爱已成往事》。她说那一刻还是有点恍惚。

电话挂断后，李宗盛在墙边又站了会儿。他走到洗手间，拧开水龙头，掬了把冷水扑在脸上。镜子里的人眼皮浮肿，胡子拉碴。他扯过毛巾擦了擦，回到工作室，弯腰捡起地上那份协议书，抚平边角，搁在桌上。

第二天下午，他去了趟超市。推着购物车在货架间慢吞吞地走，拿了面条、鸡蛋、几罐啤酒。结账时收银员多看了他两眼，可能认出来了，也没说话。回家路上经过公园，有老人带着小孩在玩，他站住看了一会儿。

他开始整理东西。从储藏室拖出几个纸箱，把一些不再用的录影带、旧谱子、堆积的杂志收进去。在一个抽屉深处，摸到个硬壳本子。打开，是1998年前后的工作日志，里面夹着张便条纸，上面是林忆莲的字迹，写着一段旋律草稿，大概是哪次随手记下让他看的。纸已经泛黄。他合上本子，放进箱子。

约了律师谈细节。两人见面地点选在事务所附近一家寻常茶馆。律师是熟人，递过文件时说了句“老李，看开点”。李宗盛点点头，翻着那些条款，抚养费那栏数字不小。他掏出笔，在需要签名的地方一笔一画写下名字，字迹有点重。

女儿喜儿打电话来，童声问他什么时候去加拿大看她。他说很快，等你放暑假。女儿在那边叽叽喳喳说学校的事，他听着，嗯嗯地应。挂断后他坐着发了阵呆，然后起身把冰箱里那几罐啤酒拿出来，放进箱子，和那些旧物一起封上胶带。

他开始恢复工作。录音棚里有些积灰，他花了一个上午擦拭设备。有合作多年的乐手过来送新录的小样，见他正在调音台前忙，拍了拍他肩膀，没多问，放下东西就走了。他戴上耳机，听那些半成的曲子，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节拍。

周末去了趟淡水。不是怀旧，就是想去走走。河堤边风大，他裹了裹外套。有个街头艺人在唱《凡人歌》，调子起高了，后面有点唱不上去。他听完，往琴盒里放了张钞票。

回程路上，手机震动。是香港一个电台节目的邀约，请他当嘉宾。他想了想，应下了。节目是直播，主持人问了些关于音乐创作的问题。快结束时，主持人忽然说，很多听众关心你最近状态。他对着话筒停顿了两秒，说：“在写新歌，老的也得往前。”语气平常。

他又开始抽烟，但没之前那么凶。烟灰缸每天清。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爬起来改谱子，台灯的光晕染开一小圈。写废的稿纸团起来扔进纸篓，攒多了第二天一早拿去丢。

朱卫茵后来没再打电话来。他某天翻通讯录时看到那个名字，手指滑过去，也没拨。觉得这样就好。

离婚手续办妥的消息，他是从助理那里知道的。文件寄到了公司。他拆开看了看，收进抽屉。那天傍晚他去了常去的小馆子，点了份牛肉面，加了不少辣油。吃出一头汗。

时间慢慢淌过去。他给几个新人监制专辑，在棚里一待就是十几个钟头。有次休息时，一个年轻歌手小心翼翼问他，李老师，感情是不是写歌的养分。他正在调效果器，头也没抬，说：“是药。治不好病，但能止疼。”年轻人似懂非懂。

2004年年底，台北湿冷。他给自己买了件厚外套。站在衣柜前，把一些不再穿的旧衣服理出来，准备捐掉。其中有件毛衣，是很多年前买的，颜色已褪。他拿在手里掂了掂，还是放进了捐赠袋。

圣诞前夜，街上热闹。他路过一家唱片行，橱窗里贴着林忆莲新专辑的海报。他停下脚步，看了看。海报上的她眼神坚定，和记忆里某个模糊的侧影重叠，又分开。他继续往前走，拐进巷子，回了工作室。

灯亮起来，桌上摊着未完成的曲谱。他坐下，拿起铅笔，在纸上添了几个音符。窗外隐约传来远处庆典的喧闹声，衬得屋里更静。他改完那一小节，搁下笔，揉了揉发酸的后颈。

生活还在继续。写歌，录歌，见人，吃饭。偶尔想起那段电话里的恍惚，觉得像上辈子的事。他不再听《当爱已成往事》，但有时在商场或车里冷不丁听到，也能平静地听完。旋律还是那段旋律，只是里面的痛楚，渐渐被时间磨成了粗粝的茧，摸着不疼了。

新年过后，他计划去加拿大看女儿。订机票前，先给那边去了个电话，问喜儿想要什么礼物。女儿在电话那头脆生生地笑，说爸爸来就好。

他挂了电话，开始列行李清单。窗外的台北，阴天，云层很厚，但雨始终没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