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从广州出发时，随身带了一摞酒店设计图纸。他坐的是广九直通车，到北京已经是下午。廖承志在侨办办公室见他，屋里摆着两张旧沙发，茶几上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

廖承志听完，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规矩是死的。”他说，“叶帅最近身体不好，但这个事得当面讲。”他让秘书去联系，自己点了支烟，慢慢抽完。

叶剑英当时住在西山。第二天上午，车来接人。霍英东一路没怎么说话，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进了院子，看见几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在扫落叶，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很清晰。

廖承志先进去汇报。霍英东在会客室等着，墙上有张中国地图，他盯着广州那个位置看了很久。窗户外头有棵老槐树，叶子开始黄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工作人员请他进去。叶剑英坐在藤椅上，披着件旧军大衣，面前摆着个木茶几。廖承志坐在旁边的小凳上，正往笔记本上记什么。

霍英东把情况又说了一遍。他说得很细，从酒店选址到设计高度，从外资背景到客源构成。说到楼顶要架高射炮时，他停了停，“外宾看见，怕是要误会。”

叶剑英一直听着，偶尔点点头。等霍英东说完，他问廖承志：“现在广州最高的楼是多高？”

“就是白天鹅，三十四层。”

叶剑英转头看向霍英东，“图纸带来了吗？”

霍英东赶紧把图纸摊开。叶剑英俯身看了看楼顶平台的标注，手指在那个位置点了点。“这里原计划做什么用？”

“观景台。”霍英东说，“看珠江。”

叶剑英直起身，靠回椅背。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屋里只有挂钟的嘀嗒声。

“这房子盖在广州，是我们的地方。”他声音不高，但很清晰，“钱从境外来，是帮我们建设，为什么不欢迎。”

廖承志的笔停住了。霍英东愣了一下。

叶剑英对廖承志说：“给广州军区打电话。高射炮台不建了，规定要服从实际。”

他看向霍英东，“楼顶就按原来的设计，做观景台。让外宾好好看看珠江，看看广州。”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从屋里出来时，霍英东觉得脚步有点轻。廖承志送他到大门口，握了握手，“回去抓紧施工，早点开业。”

霍英东问：“叶帅这么决定，会不会……”

廖承志摆摆手，“他考虑过了。改革开放，有些旧框框就得破。”

回广州的火车上，霍英东一直在看窗外。田里的稻子快熟了，一片金黄。他想起叶帅说话时的神情，平静，但很确定。没有讨论，没有折中，就是两句话，把事情定了。

到广州是半夜，他直接去了工地。酒店主体已经完工，脚手架拆了大半。他坐施工电梯上到楼顶，江风很大，珠江对岸的灯光稀稀疏疏。工人老陈正在检查防水层，见他上来，递了支烟。

“北京怎么说？”老陈问。

“不建炮台了。”霍英东接过烟，没点，“就按原图纸，做观景台。”

老陈笑了，“那敢情好。这地方看夜景，绝了。”

第二天，军方的通知正式到了。设计院的人来改图纸，把高射炮基座标注全部划掉，重新写上“观景平台”。施工队长老赵拿着新图纸，在工地上转了两圈，回来跟霍英东说：“这下顺眼了。”

1983年春节前，酒店开始内部调试。霍英东站在大堂里，看着工人擦玻璃。玻璃很大，要三个人一起才抬得动。擦干净了，阳光照进来，满地都是亮光。

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老百姓挤在门口看热闹，服务员穿着新制服引导客人。有个老太太拉着小孙子，指着电梯问：“这东西真能上去？”

小男孩使劲点头，“能，奶奶，我带你坐。”

霍英东站在人群后面看。他想起去年在北京的那个上午，西山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正在变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