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宝鸡军分区政委吕祖尧，接到一个新任务。给他20万人，几乎没有大型机械。命令只有一个：用手，在干旱的黄土塬上，挖出一条河，造出一片粮仓。


1969年刚开春，宝鸡军分区政委吕祖尧接到一份加急通知。省里的意思很明确，要在关中平原西端的黄土塬上，凿出一条大渠，把渭河水引上来。


任务交到吕祖尧手里时，附带了一个数字：上峰能调动的劳力，大约二十万人。至于大型机械，基本上不要想了。


这片黄土塬，向来是干旱的代名词。年降水量少，蒸发量倒大，种下去的麦子长不高，老百姓常年在温饱线上挣扎。


引水上塬的念头，地方志里早有记载，可真正轮到实施，才发现最大的难题是工具。二十万人，说到底就是二十万双手。


吕祖尧当时五十来岁，军人出身，做事喜欢干净利落。他回到军分区，把地图往桌上一铺，手指从渭河边一路点到塬顶，渠道就这么走。


施工队伍参照民兵编制，按团、营、连、排划分。每天天还没亮，塬上就能听见哨子声。黑压压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聚拢到工地，太阳落山才收兵。


三月的黄土塬，风像刀子。民工们早上啃两个玉米面馍，揣上一壶凉水，步行十几里上工。铁锹铲下去，常常碰上冻土层，震得虎口发麻。


有人先用镐头刨，刨松一尺，再拿铁锹往里挖。后来有人琢磨出"拉坡"的法子：把绳子绑在车辕上，前面十几个人拉，后面几个人推，吭哧吭哧地把土运出渠槽。


吕祖尧几乎每天都往工地跑。他不带随从，穿一身旧军装，裤腿一卷，踩着泥就进了工地。有一天他转到一段硬土层，看几个小伙子干得吃力，便从旁边抄起一把铁锹。


他毕竟是常年握枪的手，挖土的姿势并不熟练。干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他停下来，摊开手掌，血泡已经破了，血丝渗在泥里。


旁边一个姓王的老民工接过锹："吕政委，你这握法使不上劲，得用膀子带腰劲。"说着就地示范起来。吕祖尧看了两遍，重新握紧锹把，腰一沉，一锹土翻了上来。老民工点点头，没再说啥。


工程最难啃的骨头，在塬边一段断崖。那里得把土崖劈开，让水渠穿过去。没有挖掘机，人从山顶往下挖，一层一层地剥。上面干活的，腰间绑条绳子，另一头拴在树桩上，悬在半空掏土。


下面的人，时刻提防着塌方。有段时间连下了几天雨，崖壁松了，指挥部下令停工。雨一停，吕祖尧第一个爬到崖顶查看，身后跟着几个营长。


他蹲下来，抓了一把泥，在手指间搓了搓，说："明天组织人，先把上面那层虚土清掉，再接着干。"


有一阵，工程卡在一段流沙层。白天挖开，夜里两侧就塌下来，填回去一半。吕祖尧在工地上蹲了三天，晚上就着马灯看图纸。


第四天早上，他让人从附近村子借来门板、椽子，边挖边支，硬是跟流沙抢速度。那段不过百米的渠段，整整啃了半个月。


吕祖尧看到眼里，让军分区把库存的废轮胎翻出来，剪成小块给大家包镐把。有人做过粗略统计，那段日子，工地每天消耗的铁锹、镐头，数以百计。


工具跟不上，铁匠炉就在塬边支起来，叮叮当当现打现用。铁匠递给他一支刚出炉的镐头，他接过来掂了掂，说："再重点，干活的人省劲。"


二十万人挤在塬上，吃住都是问题。晚上，大伙住草棚、睡地铺，或者借住在老乡的窑洞里。粮食紧张，多半是半锅野菜，撒两把玉米面，煮成糊糊。


吕祖尧和民工吃一样的饭，蹲在一个锅里舀菜。有回军分区后勤给他送来一饭盒肉，他转手倒进了工地的大锅，用勺子搅了两下，说："给干活的吃。


吕祖尧坐在工棚门口，听了一会儿，掏出烟袋锅子，却摸出一张揉皱的进度表，借着火光看了起来。


从1969年到1971年，这条渠就这么一寸寸往前拱。据后来的统计，整个工程挖填的土方量，加起来超过数千万立方米。


1971年夏天，渠首的闸门缓缓提起。浑浊的渭河水，顺着新挖的渠道，第一次爬上了干旱的黄土塬。消息像风一样传开，渠两岸站满了人。


一个白发老头挤到最前面，蹲下去，双手捧起一捧水，指缝间漏下来的水珠砸进黄土里，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吕祖尧站在人群后面，军装上满是泥点，只是笑。那个小伙子看着水流，用满是老茧的手背揉了揉眼睛。


如今，那片旱塬早已变了模样。水渠两侧的麦田，产量比过去翻了几番。吕祖尧后来跟人聊起这段往事，话不多，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没什么神奇的，二十万人，一双手一双手地干，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