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东北深山，一个猎人发现一具骨骸，心里很难受，当他看到骨骸旁的破烂本子，打开后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大汉奸，还是一个美女大汉奸，猎人顿感惋惜，一声叹息！
 
猎人杨德才当即下山报案。公安赶到后，在木屋里找到旧照片、伪满洲国纸币、一把手枪，还有那本厚厚的日记。法医判断，死者大约六十多岁，已经死了几个月。
 
这些东西单独看，似乎只能说明她是个躲进深山的老人。可日记内容和照片、物件一一对上后，身份很快浮出水面，她就是抗战胜利后潜逃三十多年的张琦，一个曾经替日本人做事的女汉奸。
 
张琦出生在东北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行长，和张作霖有交往。她小时候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出门有人伺候，家里也不缺钱，日子过得像富家小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家庭很快垮掉。日本人抓走了她的父亲，还没收家产，母亲受到打击后病逝，张琦一下子失去了依靠。
 
这时，父亲的旧相识张景惠出现在她面前。张景惠当时已经投靠日本，在伪满政府里做了大官。张琦原本以为这位长辈能救父亲，没想到对方提出的条件，是让她跟在自己身边。
 
张景惠比她大近四十岁，张琦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答应。可她后来才知道，父亲已经死在狱中，张景惠根本没有出手相救。
 
这段经历能不能替她解释后来的一切？恐怕不能。
 
起初，张琦也想过报仇。可住进洋楼，穿上缎子，吃喝有人安排后，那股恨意慢慢被安逸磨掉。后来，张景惠把她推给日本人，她接触到的圈子越来越复杂，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整个人开始从受害者变成了帮凶。
 
据日记记载，她经营过专供日本人和汉奸享乐的场所，还从穷苦人家骗来年轻女子，把她们关起来供日本兵玩弄。有人因此丧命，她却把这些事记成一笔笔生意账。
 
日记中有一行内容，今日送走第147人，收金条三根。短短一句话，没有悔恨，也没有解释，只有人数和金条。这样的记录，后来成了调查人员确认她罪行的重要物证。
 
为什么当地百姓背地里骂她，甚至觉得她比张景惠更可恨？张景惠是投靠者，张琦却直接参与了对普通人的伤害，她把同胞的不幸换成了自己的收入，这种角色变化，才让人难以接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伪满政权垮台，张景惠被抓，后来病死在监狱里。东北并不是所有相关人员都能逃脱，陈公博在1946年受审后伏法，川岛芳子也在1948年经审判后伏法。有人接受审判，有人受到惩处，也有人趁乱逃走，张琦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她提前收拾金银珠宝和细软，钻进长白山老林，从此消失。三十多年里，她靠什么活下来，日记没有完整写清，现场留下的伪满纸币、手枪和破旧生活用品，只能说明她曾长期躲在这片山林里。
 
逃进深山，真的就能躲过过去吗？张琦在日记里写过，自己每天晚上都会梦见那些被害少女。这个细节未必能改变她做过的事，却说明她并没有真正摆脱记忆。
 
那间木屋可能给了她藏身之处，却没有给她安稳晚年。1975年冬天，积雪封住山路，外界没人知道她已经走到生命尽头。她没有等来审判，也没有等来家人，只有一本日记陪在身边。
 
最后一页留下了一句话，此生活比死难熬。
 
这句话不能抵消她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也不能替她洗脱责任。它更像一个逃亡者在绝境里的自白，说明一个人即便躲过了法律追查，也未必能躲过自己做过的事。
 
一具遗骸、一本旧日记、几枚伪满纸币和一把手枪，让三十多年后的调查重新拼出了这段往事。张琦曾经拥有过财富和漂亮人生，后来却把别人的苦难当成发财路，最终在深山木屋里孤独死去，这个结局不值得同情，却足以让人记住，乱世中的选择，往往会跟着一个人走完余生。